“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华严宗思想的典型表述，谭嗣同对此深有体悟。在变法期间，他不计成败，全身心投入，殚精竭力，为变法事业耗尽心血；政变发生后，他从容镇定，视死如归，其行事、其心境，无一不显示出真伟人大丈夫的风范。而追本溯源，其人格力量太半得益于佛学思想之熏染。诚如梁启超所言：“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称，殆未易一二见焉。”（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3页。）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33页。），“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3页。）。他认为，晚清新学家习佛，有两种人，一为“哲学的研究”，一为“宗教的信仰”（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3，73，73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学佛问题上，既非文化意义上的学者，又非宗教意义上的信徒。他们是从佛学那里撷取思想养料和激活精神动力；是把佛学作为认识客体而并非主客体合一；是通过学佛而强化己身的人格完善，以使精神世界充溢饱满，圆融通达，尤其是能参透生死，淡泊名利。在这方面，谭嗣同较之康、梁，更上一个层次。
　　 佛学思想对于维新志士的影响和作用，与传统经学、西学不同，它既不属于社会形态发展的大前景，更不可能提供政治体制变革的具体方案，它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康、梁、谭等维新派领袖人物的气质和品格，决定着他们的行事作风和行为方式，进而也在间接地影响着变法运动的进程和效果。勇猛精进固然可贵，但稍一偏失就会鲁莽灭裂。“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精神固然值得赞许，但迂回，妥协、退让，甚至委曲求全也是必不可少。改良不同于革命，它更需要锱铢计较、琐屑饾饤、烦劳耐苦式的功利主义而非勇猛直前、义无返顾的英雄主义。改良拒绝浪漫而讲究铢积寸累，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新变法运动的担纲重任放在从不看佛典而只求实效的老成练达的李鸿章、张之洞之流人物身上，似乎更有实效。戊戌政变前夕，来华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不无忧虑地对李鸿章说：“治弱国如修坏室，一任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压其至矣！”李鸿章首肯道：“侯言良是。”（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第一册，第283页。）康、梁、谭等“三五喜事之徒”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其内在原因虽然未必与佛学有关，但佛学的负面影响还是斑斑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