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维新志士中，受佛学思想影响最深、且躬行践最有实绩者，当属谭嗣同。这个被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想界“慧星”（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6页。）的思想斗士，以其踔厉风发的思想品格和“冲决网罗”的理论勇气，在晚清思想界深闷幽黯的阴霾中划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早在1896年夏，谭嗣同遵从父命就官侯补知府、住南京一年时，曾“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注：梁启超：《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06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师从佛学大师杨文会系统深入地学习佛学。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大都见之于《仁学》一书。梁启超指出，谭嗣同师从杨文会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9页。）是有一定道理的。《仁学》的思想来源非常驳杂和广泛，有儒家今文学、墨家利他主义；有明末黄宗羲、王夫之思想，还有西方自然科学，当然，更有佛学思想。对此，章太炎无不微词，他说：“至如谭氏《仁学》之说，拉杂失伦，有同梦呓，则非所敢闻矣。”（注：《人无我论》、《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429页。）其实，谭嗣同于各种学问，均取“海纳百川”的态度，对佛学亦不例外。他不恪守某宗其派，而是尽取其长，为我所用。他曾这样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注：《仁学》，《谭嗣同全集》，第293页。）心宗即禅宗，相宗即唯识宗，可见，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实为杂揉华严、唯识、禅三宗而成，以致构成一套独具特色的佛学思想体系。
　　 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世间无淫，亦无能淫者；世间无杀，亦无能杀者。性所本无，以无性故”（注：《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05页。）。就是说，清净法性中，本无淫、杀之性，所以，极而言之，亦无淫、杀之行，这正是举妄全真、举染即净华严宗思想。他还说：“佛则曰‘轮回’，曰‘死此生彼’。……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此以杀为不死，然己又断杀者，非哀其死也，哀其具有成佛之性，强夭阏之使死而又生也。是故学者当知身为不死之物，然后好生恶死之惑可怯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09页。）这段话可说是谭嗣同学佛的目的所在，亦可视为他学佛后的真实所得。在这里，有轮回思想，也有佛性论思想，身为不死之物，人有成佛之性，一旦明白了虽死（身命）而仍有不在的道理，世间还有什么可以让人“怛怖”，使人畏惧的呢？所以，成仁取义，不过是尽其本分，是人在自然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若夫道力不足任世之险阻，为一时愤怒所激，妄欲早自引决，孱弱规避，转若恶生好死者，岂不以死则可以幸免矣。不知业力所缠，愈死且愈生，强脱此生之苦，而彼生忽然又加甚焉，虽百死复何济？……此修身俟命之学所以不可不讲，而轮回因果报应诸说所以穷古今无可诎焉”（注：《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10页。）。
　　 谭嗣同特别服膺佛门的坚忍、无畏、雄强刚猛精神，并以之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为了一个既定远大的理想目标，可以舍弃一切，乃至生命。他说：“其坚忍不挠，以救世之心……佛教尤甚。曰‘威力’，曰‘奋迅’，曰‘勇猛’，曰‘大无畏’，曰‘大雄’，括此教曰，至取象于师子。……乃若佛之静也，则将以善其动，而遍度一切众生。更精而言之，动即静，静即动，尤不必有此对待之名。故夫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21页。）在戊戌时期的维新志士中，谭嗣同是为国家、为民族，喷洒热血的第一人，其视死如归的精神诱因盖源于此。可见，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同样也是无所畏惧。
　　 在近代思想史人物中，谭嗣同是个非常出色的民主主义者。他的否定君权说、冲决网罗说，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中最闪耀的亮点。他的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实现人人平等，最终实现社会大同。　　　　　　　　　　　　 这一平等观，一方面源自西方近代民主、人权、平等思想，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源自佛教华严宗。华严宗有所谓“不变随缘”之说。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法藏对此作过概括说明：“许如来藏随缘成阿赖那识，此则理彻于事也”（注：《大乘起信论义记》卷一。）理，即为真如；事，即世界万物。这就是说，万事万物皆有真如（“理彻于事”）。真如本质上平等的，因而“一切法从本已来，……毕竟平等”（注：《大乘起信论•解释分》。）。在这里，“一切法”实指一切众生。《大乘起信论》所云，即为万事万物，一切众生皆平等，这一平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本体意义上的。很显然，谭嗣同在学佛的过程中，完全接受了这个思想，且有体悟。他认为，人与人之间一旦实现这种平等，社会从根本上提升人的品质，就会使人间世界臻于完美境地。他说：“异同泯，则平等出；至于平等，则洞彻彼此，一尘不隔，为通人我之极致矣”（注：《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65页。）。他还进一步指出，佛的无畏精神，源于佛的平等观念，而平等观念，则更是源于佛的慈悲情怀。他说，“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无畏则无所用机矣。佛亦名（大无畏”）（注：《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57页。）。他还说：“同一大圆性海，各得一小分，禀之以为、为动物、为植物、为金石，为沙砾水土、为尿溺……”（注：《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10页。）。值此，他已把佛性（“大圆性海”）、慈悲、平等、无畏、“雄强刚猛”等理念一以贯之，形成了一条互为因果、有机联系的观念链，从而为自己确立了一个以变法而救国，为神州而献身的极坚实、最崇高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标准。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谭嗣同才会对佛学作出极高的评价，他说：“日本素以佛教名于亚东，几无不通其说者。……故日本变法之易，繄惟佛教隐为助力，使变动不居，以无胶固执著之见存也。总之佛教能治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日球星球……何况此区区之一地球”（注：《仁学》，《谭嗣同全集》，第352页。）。在这里，他把佛教提升为解救整个国家民族乃至全世界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民的灵丹妙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