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唐。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然直至唐代始以儒、佛、道三教名流论难为风尚，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一文，通过对唐代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注：罗香林：《唐代文化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59-160、170-171页。）三教讲论导致了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显然，宋人理学，唐人已开其先绪。（注：罗香林：《大颠惟俨与韩愈李翱关系考》，见前揭《唐代文化史》，第191页。）至宋，宋儒周敦颐辈援佛入儒，革新儒学，形成理学。这已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注：可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卷，第46-84页。）及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
　　 关于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外学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在《明代思想研究》、《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二书中，专以管志道、林兆恩、屠隆三人为个案，考察明末儒、佛、道三教的调和思想。（注：荒木见悟：《明代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第149-185、265-291页；荒木见悟：《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79年，第324-366页。）而岛田虔次更是通过对晚明士大夫生活与意识的勾勒，以说明三教合一思想对士人生活的部分渗透。（注：岛田虔次：《中国におゐ近代思惟の挫折》，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第230-284页。）柳存仁著有《明儒与道教》、《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等文（注：柳存仁：《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09-932页。），比较系统地厘清了明儒与佛、道二教之关系。而李焯然对明代著名学者焦竑的三教观所作的个案分析，无疑更有助于理解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注：李焯然：《焦竑之三教观》，收入作者所著《明史散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109-140页。）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将思想史或宗教史的课题，以社会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亦即通过综合剖析明儒三教合一之论，或者来自佛、道人士的对此论的响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一、儒、佛、道趋于合流

　　 明代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综合的考察，即三教合一思想在明代的滥觞及其流衍，三教堂（或阁）的出现，以及士大夫与佛、道人士相交成风。
　　 　　（一）三教合一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太祖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在此基础上，明太祖进而提出了三教并用之说：“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神鬼，人无畏矣。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注：朱元璋：《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1《三教论》。）朱元璋曾自制僧律二十六条，颁于皇觉寺。内一款云：“凡有明经儒士，及云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听从其便，诸僧得以询问道理，晓解文辞。”（注：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5《僧流参二氏法度》。）明经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实就是鼓励僧流参儒、道二氏法度，所透露的基本信息则是三教合流。
　　 上有所好，下必应之。朱元璋提倡三教并用，其臣下随之极力鼓吹。宋濂号称明初文人之首，侍奉太祖左右，明瞭太祖旨意，故对禅学也深信不疑，并对佛教的作用也称颂有加。他说：“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间，不离世间，乌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则凡世间诸相，高下、洪纤、动静、浮沉，无非自妙性光中发现。苟为不然，虽法王所说经教，与夫诸祖印心密旨，皆为障碍矣。”（注：宋濂：《圆辨顺禅师志略》，载《金陵梵刹志》卷3《钟山灵谷寺》。）明代学者罗钦顺称宋濂学问，“一生受用，无非禅学而已”，（注：罗钦顺：《困知录》卷下。）可谓一语中的。除宋濂外，明初学者中，主张三教合一，肯定佛、道功能者，颇有人在，诸如乌斯道称：“佛亦赞天子之教化”；张孟兼则将道家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陈琏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注：乌斯道：《春草斋集》卷6《重建水月观音寺记》；张孟兼：《白石山房逸稿》卷下《太极宫碑记》；陈琏：《琴轩集》卷四《长春刘真人祠堂记》。）。如此等等，不胜赘举。
　　 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宝座，得佛教名僧道衍（即姚广孝）之力不小。于是即位以后，对佛教多有佑护。成祖朝时大量善书的编撰，说明三教合一的观念已得到朝廷的普遍提倡。如朱棣在《孝顺事实》一书中，显然已将儒家之孝道与道教的感应思想结合在一起（注：朱棣：《孝顺事实》卷1，永乐十八年内府刻本。）。除《孝顺事实》外，明成祖还敕撰《为善阴骘》一书。通过“阴骘”观念，教化民众行善积德，从而使儒、佛、道在“阴骘”观念上趋于融合。（注：《为善阴骘》一书，为明成祖敕撰，其例为一则故事，一段议论，系之以诗两首。有永乐间刻本。）而仁孝徐皇后所撰之《劝善书》，无疑是对成祖《为善阴骘》一书的回应，从而将儒、佛、道三教劝善之言熔于一炉。（注：仁孝皇后：《劝善书序》。《劝善书》二十卷，明仁孝徐皇后撰，有永乐刻本。按：御制、敕撰抑或皇后亲命撰写，这方面的善书尚有明宣宗敕撰的《五伦书》（有景泰间刻本）与万历年间慈圣太后命一和尚亲手钞录的《宝善卷》（有万历间钞本）。内容均与三教合一有关。）所有上述御制书或敕撰书，均以儒家的五伦甚或孝道为中心，别采佛、道劝善之言，以为佑护、佐证，儒、佛、道融而为一。综所周知，这些书籍陆续被颁发于天下学宫，为天下士子所必读。由此可见，它们对儒、佛、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阳明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或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以前，固然明太祖、成祖倡导三教合一，亦有学者宣扬三教合流。然究其本质，不过是藉佛、道的威慑作用，暗助王纲。所注意的是佛、道的善化功能，所采用的方法亦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援佛、道助儒。而王阳明则不同，他是援佛、道入儒，创制心学，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尽管阳明集子中也不乏辟佛之言，而其根本则由王门后学陶望龄一语道破天机，即“阳抑而阴扶也。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注：陶望龄：《歇庵集》卷16《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十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