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王阳明创立王氏心学并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之后，王氏后学一直在寻找使儒学大众化的道路。即以罗汝芳讲学为例，在他看来，无论衙役、门子、皂隶，只要真心向学，均可以成为圣贤。（注：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晚明学者讲学多不区分参与者的身分，目的就是为了使儒学通俗化。譬如，王畿在太平创立的“九龙会”，初时只有举业子参与其间，“既而闻人皆可以学圣，合农工商贾皆来与会”。（注：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7《书太平九龙会籍》。）冯从吾与同志在西安宝庆寺讲学，旬日一举。“越数会，凡农工商贾中有志向者，咸来听讲，且先问所讲何事”。（注：民国《长安县志》卷19《风俗志》。）
　　 儒学一旦通俗化，与民间农工商贾、仆僮炊妇辈结缘，难免会出现俗化的现象。民间出现称孔子为“孔圣人老爷”，（注：郑仲夔：《隽区》卷8《通隽》。）事实上就是晚明儒学通俗化的必然结果。
　　 　　（三）士人的山人化
　　 在晚明儒、佛、道合流的过程中，从士人中游离出山人这种特殊的社会阶层，其实并不足怪。原因很简单，随着儒、佛、道合流而来者，为儒、佛、道的世俗化，而其世俗化的特点，无非就是嗜名、求利。即以禅宗为例，在明末已成为“文士之变相”，而其特点，正如张尔岐所言，不过是士人好名的积习所致而已。（注：张尔岐：《蒿庵闲话》卷2。）士人好名积习难改，然士人谈禅说玄，难道仅仅是为了钓名？事实并非止此。随着儒、佛、道世俗化的深入，所谓的“名士”，亦并非清慎干净，更多的是带有世俗化以后的因子。正如陆文衡所揭示，在明末，欲成为名士并不难，只要有数十金，出入于礼忏会、赌博场即可。（注：陆文衡：《啬庵随笔》卷4。）正如作者所言，此言虽谑，却是切中世情。那么，当时的世情又是如何呢？这可以黄宗羲的一段话作为概括：“余尝言，今日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注：黄宗羲：《孟子师说》卷7《自范之齐》章。）所谓“市井气”，说白了，仍然不过是求利意识太浓。
　　 从这种角度而言，山人的出现则是最好的反映。何谓“山人”？原本应该是一些隐居岩泽、身自高洁之人。那么，晚明的山人又如何呢？恰如明人董斯张所言：“古岩泽有宰相，今市井皆山人；古簪珥有丈夫，今冠裳多婢妾。”（注：董斯张：《吹景集》卷1《朝立阁杂语四十则》。）换言之，晚明的山人，不过是一群挟诗文以奔走公卿之门的布衣，多有市井气。

　　 　　结语

　　 导源于明初的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潮，经过明代中期的发展、演变，至晚明而成一时风气，并开始向世俗化方面演进，其影响已是相当深远。假若说倡导三教合流者多为士大夫的上层，而其影响则已及于一般士子。万历以后时文中风行佛经、道藏之语，（注：《明神宗实录》卷183，万历十五年二月戊辰条。）就是最好的例证。
　　 儒、佛、道合流的一大结局，就是导致儒、佛、道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就佛、道而言，就是从远离人情物理的虚寂、玄远世界，回归充满人情意味的尘世；而从儒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从程朱理学那种极端化的“天理”，回复到颇有人情味的“良知”，从而与近代化的进程桴鼓相应。
　　 毋庸讳言，随着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儒、佛、道世俗化的深入，不免产生了一股“狂禅”的习气，从而导致士人逾越礼教的规范，纵欲主义的思潮泛滥；甚或佛、道二教清净门风败坏，僧人、道士趋于无赖化。
　　 从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观念的变迁来看，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而至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释，或趋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势，无不说明理学已是穷途末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儒家异端分子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从而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