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教堂的出现及祠庙中僧俗界限的混淆
　　 孔子、释迦、老子并祀于一堂之类的三教堂，至迟在元代已见其例。一至明代，则蔚然成风。照例说来，孔子祀于学，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观，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却流行将孔子、老氏、佛氏并祀于一堂。鉴于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乐三年(1405)，朝廷颁布禁令，“禁祀孔子于释老宫”。（注：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21《文庙》。）然三教合流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是徒具虚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释、道合为一图，或者塑像于寺观。释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现了穿戴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之傅大士。（注：曹安：《谰言长语》卷上，载《宝颜堂秘籍》汇集。）
　　 这种行为并非只是盛行于佛、道，同样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陈白我，“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注：费尚伊：《市隐园集》卷24《槐林社记》。）。又宾州有一座三教阁，居人杨凤云所建，“阁有孔子、释迦、老子三像”。（注：李元阳：《中溪家传汇稿》卷8《三教阁记》。）
　　 一旦儒、佛、道三教圣人共聚一堂、一阁甚至一图，那么三教之间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这在民间的祠庙中反映尤为明显。这可以析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庙，却由僧、道管理。如徐州祭祀汉高祖刘邦的祠庙，其香火由僧人管理。（注：嘉靖《徐州志》卷八《人事志三•祀典》。）二是原本为道教系统的神祠，却也有僧人住持。如太仓刘家河天妃宫，永乐初建，“以僧守奉香火”。（注：施显卿：《奇闻类记•奇遇记》。）三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设于道观中。如苏州广陵王祠，祀吴越中军节度使钱元璙及其子文举，即设于城内三茅观。（注：嘉靖《南畿志》卷13《祠庙》。）
　　 上述种种，固然与当时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趋势桴鼓相应，但也与朝廷祀典、礼仪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关。明帝国以儒教立国，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国，每遇大朝会时，百官习仪却不在国子监孔庙，而是在佛寺或道观，先在庆寿寺、灵济宫，后定于朝天宫。（注：蒋一葵：《长安客话》卷2《皇都杂记•朝天宫》。）朝廷如此，地方官员也只好照章办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条。如杭州钱塘县，每岁造土牛，均在灵芝崇福寺迎春。（注：吴之鲸：《武林梵志》卷1《城内梵刹》。）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士大夫与佛僧、道士相交成风
　　 士大夫从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理应是儒学的维护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阁部大臣，抑或州县小吏，无论是在职，抑或乡居，均是佛、道的倡导者，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注：Timothy Brook,Praying for Power: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当时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所以，对佛教的贡献，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时之士大夫，皆诵法孔子者也。所望创僧庐，市僧田，以招致拨草瞻风诸龙像者，惟诵法孔子诸贤是顿，则儒之有庇释也，不信然哉！”（注：瞿汝稷：《荆州天皇护国寺募接待檀文》，载黄宗羲《明文海》卷98。）明人蒋德璟也说，晚明的士大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皈依净土”。（注：蒋德璟：《理学经纬十书序》，载黄宗羲《明文海》卷229。）
　　 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词翰，与士人交往密切，但只是仅见的例子，不成气候。中期以后，以至明季，由于儒、佛、道三教合流渐成气候，士人与僧、道相交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风气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规，不在僧寺、道观清戒受持，而是到处游荡，游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师为甚。如明人言：“京师，僧海也。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赡养之腆，则又十边储而三之，故十方缁流咸辐辏于是。”（注：王之翰：《凝翠集•文集》，《书湛然僧卷》。）二是士大夫师事沙门，大族中妇女、子弟甚至拜高僧为师。如张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江南为甚。至帅其妻子妇女以称弟子于和尚之门。”（注：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27《愿学记》二。按，陈龙正也载：“或曰：近见大族妇人，入寺拈香听经，拜高僧为师。”见陈龙正《几亭全书》卷22《政书•杂训》。）这种风气仅仅是儒、佛、道合流的综合反映，而其具体的表现，则为士人与僧道相交，恬不为怪，甚至引为风雅。

　　 　　二、佛、道的世俗化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三教合一，但他又深知佛、道一旦深入民间，与世俗混淆，并成立带有浓厚世俗色彩的民间宗教，就会对传统统治构成威胁。这一点已为元末红巾军的历史所证实。朱元璋对此抱有清醒的认识。明帝国一建立，他就开始整顿僧、道门风，严禁僧、道与世俗混同。自正统以后，僧徒冗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些僧徒中，很多没有取得国家的合法度牒，多为私自剃度，其间的成分也就相当复杂，有因户内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盗事被发而更名换姓者，有系灶丁灶户负盐课而偷身苟免者。成分如此复杂，加上出家为僧的目的又不一，以及商业发达以后所导致的城市生活繁华对僧徒的诱惑，难免使僧徒耐不住寺院的寂寞，萌生享受世俗生活的贪念。与此同时，僧人以民间百姓为门徒，垄断民间修斋作福之类的佛事，并在岁时节序至民间打秋风，获取斋粮，（注：弘治《吴江志》卷5《风俗》。）如此等等，无不都是佛教与世俗发生联系的反映。
　　 明中期以后，佛教的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伦理与儒家孝道观的合一
　　 何为佛？何为佛事？在儒、佛、道三教合流过程中，明代士大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不带有世俗化的倾向。
　　 首先，父母是佛。早在明初，明太祖就规定下了僧道拜父母的法令：凡僧尼道士、女冠，均需“拜父母，祭礼祖先”。（注：熊鸣岐：《昭代王章》卷2《僧道拜父母》。）一至晚明，更是出现了父母是佛、尽孝即为礼佛的观念，将佛教伦理与儒家孝道观合而为一。如李元阳认为：“父母是佛，不用远慕。”（注：李元阳：《中溪家传汇稿》卷10《杨黼先生集》。）陶奭龄则对家人说：“堂前有活佛，即是汝辈之敬田；坐上有穷亲，即是汝辈之悲田。”（注：陶奭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上。）言外之意也是认为照顾父母与穷亲同样就是虔慕、布施。而袁中道更是主张：“三教门庭异耳，其重孝等耳。”（注：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3《三和上人养母堂诗序》。）这显然是以儒家孝道观为中心，将儒、佛、道三教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