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3129所存长安佛事斋文仅存下卷的38篇。上卷无存，推而论之，其收斋文数亦当在38篇左右。说明当时长安流行的佛事斋文程式约在80种上下。而敦煌佛教文献中反映各种类型佛事活动的文体，据我们粗略统计，恰好也大约有80种。其中的第二篇斋文提到了法门寺。我们都知道，在古代，法门寺一名并非为今陕西扶风所独享，湖北某县就有以此为名的佛庙。[⑧] 在五代后晋于后周显德初，敦煌也有同一名称的佛寺存在，事见敦煌写本S. 3565《浔阳郡夫人布施疏》：

　　浔阳郡夫人布施疏：弟子敕河西归义军押番落使、检校太保曹元忠妻浔阳郡夫人及姑姨、姊妹、娘子等，造供养具疏。造五色绵绣经巾壹条、杂彩幡票壹条、银泥幡施入法门寺，永充供养。右件功德，今并圆就，请忏念。赐紫沙门（押）。

　　此名称还见于敦煌写本P. 3505《辛亥年四月三日起修法门寺使白面历》。其中的辛亥年，无疑当指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年）。时当曹元忠任义军节度使时期（944～974年）。据考，该寺系由张议潮起义归唐后所建奉唐寺改名而来，改名时间大约在后晋时期，后周显德初再改名为显德寺。[⑨] 观P. 3129文，知其所言法门寺必指陕西扶风者无疑。文书的第二篇讲的是法门寺僧尼二部大众广备香花供养诸佛，庆贺安史之乱平定后偃兵息戈、征尘不起的太平日子的到来。从文书看，法门寺是唐代长安地区佛教事业最兴盛的地方之一。寺内常住着僧尼二部大众。

　　38篇斋文涉及到的地方有宁州、凤翔、邠州、延安，讲述了这些地方的佛事和斋文。看来，赐紫沙门仁贵应是该佛事斋文总集的编篡者，而非所有斋文的撰写者。推而论之，仁贵当是受唐政府之命，将长安地区所能见到的重要佛事斋文汇编于一起，用以指导全国佛事活动之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四篇斋文为《高僧安和尚忌文禄山》，系安禄山死后三年之内由安禄山家族的高僧安和尚为其超度亡灵并求安氏家族繁荣昌盛而作的一篇忌文。安禄山作恶多端，关于他的忌文何以被收入斋文集，并作为一种范文流行，大概是因为此斋文历述了安禄山所造罪业，唐政府有意将其作为恶有恶报的典型供人们引以为戒用的。安禄山于至德二载（757年），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以此度之，该斋文集之编成当在760年之后，其传入敦煌的时间亦应在此后不久。

　　　　三、《谒法门寺真身五十韵》及《天台五义分门图》之流入敦煌

　　敦煌写本P. 3445是一篇咏赞法门寺如来真身舍利的五言诗，共31行，诗题《谒法门寺真身五十韵》。诗中涉及到唐武宗会昌法难、唐懿宗迎佛骨和秦王李茂贞重修法门寺的历史，是研究当时佛教世俗信仰的重要资料。此诗的发现很受学术界的关注，王重民将其收入《〈补全唐诗〉拾遗》；[⑩] 陈祚龙在《新校重订敦煌古抄〈谒法门寺真身五十韵〉》[11] 中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继之，暨远志又撰《敦煌写本〈偈法门寺真身五十韵〉考论》，[12] 就其所反映的史实进行了系统论述。从诗颂扬秦王李茂贞于天复元年至天复十三年（901～913年）重修法门寺及礼佛诸事看，此诗应作成于922～924年之间，作者应是一位深受秦王厚爱而又为秦王所请的人，很可能为一僧人。该写本之传入敦煌应在后唐或稍后。因其已广为学界所知，此不敷赘。

　　《天台五义分门图》可见于S. 1310、P. 2131、P. 3080、P. 3328和散1464，计有5件敦煌写卷。写本以图表的形式总括了天台宗的诸要义。[13] 其中，P. 2131卷尾有跋云：“后朋注意，启将后来君子等句，是下又言，余以大历二年者造彼释序时，略记年代也，其造序僧体清是彼资圣寺和尚外甥是也。”

　　题记说明此图是由资圣寺某和尚的外甥体清所造，时在大历二年（767年）。至于体清其人，历代僧传载。求证于敦煌文献，我们发现另有两件写本与之有关。其一为S. 2496《释肇断序钞义》，文云：

　　余以大历二年春正月于资圣寺传经之次，记其所闻，以补多忘，庶来悟义，伯无诮斐然矣。崇福寺沙门体清记。

其二为S. 3475《净名经关中疏卷上》：

　　巨唐大历七年（772年）三月廿八日，沙门体清于虢州开元寺为僧尼道俗敷演此经，写此疏以传来学。愿秘藏常开，广布真如之理；莲花永丽，弘分般若之源矣。

　　又至辰年九月十六日，俗弟子索游岩于大蕃管沙州，为普光寺比丘尼普意转写此卷讫。[14]

上述S. 2469题记中的体清与P. 2131、P. 3080中显然为同一人。从时间上看，都在大历二年至七年之间；从地点上讲，前面两件同时出现有资圣寺。

　　资圣寺其名，数见于日本僧圆仁所著《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其卷4会昌三年（843年）七月条记载道：

　　　　　殡葬[日本僧惟晓]于春明门外镇国寺东头资圣寺瓦窑北角地。[15]

　　这里的春明门，即今西安城东门之旧称。说明《天台五义分门图》亦当为长安传入敦煌之物，传入敦煌的时间当在“大番管沙州”时期，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7～848年）。

　　   四、入敦煌的其他长安法物

　　敦煌作为唐代著名的佛教城市和文化艺术中心，有奉皇帝敕而建的宫寺11所，即大云寺、永安寺、灵图寺、龙兴寺、开元寺、乾元寺、报恩寺、金光明寺、莲台寺、净土寺和三界寺，所以，长安、洛阳两京新出的佛教著作都能及时输入敦煌。如高僧玄奘在唐初所译的佛典，藏经洞中就发现了许多，其中仅《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写本就保存了一千多个卷号。其他唐朝流行较广的经典，在藏经洞中也有不少保留。中原寺院的壁画样稿也随同佛教经典和弘法高僧（如昙旷）之入敦煌而一起传到这里，藏经洞中就出土有大批由长安等地传来的经变画粉本，如《弥勒下生经变》、《劳度叉斗圣变》等。虽然逸笔草草，但人物形态和故事情节都已具备，完全可供画工作为创作的依据和参考。

　　敦煌文献中还保留有一些属于唐朝宫廷的写本，如S. 98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二》，其中的写经题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