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余论

　　唐代长安与敦煌之间的佛教文化联系尽管密切，但二地佛教发展的轨迹却迥别。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高峰期，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诸宗派。这些宗派包括由慧思、智者大师创立的天台宗，由慧远、善导发起的净土宗，僧肇、僧朗所代表的三论宗，道宣的律宗，玄奘、窥基创立的法相宗，杜顺、智俨的贤首宗，善无畏、金刚智创立的密宗和以神秀、慧能为代表的北南二禅宗等。各宗都根据自己崇尚的经典著作，以理修行。他们门户相对，持见不一，例如净土宗倡念佛号；禅宗则强调“心无所著”；华严宗宣扬的是“法界缘起”；天台宗又以定（止）、慧（观）为原则。这些宗派在中原地区得到蓬勃发展，但在敦煌却一直冷冷清清，几无任何建树。这种情况的形成可以说是由敦煌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所决定的。

　　敦煌位于河西走廓的西端，为一面积不大的绿洲，四面戈壁、沙漠环绕。在其东南25公里处另有一小绿洲，面积尚不及1平方公里，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莫高窟之所在。有唐一代，敦煌仅有两万居民，佛寺不多，文献中有“十六寺”之谓，除上述11所敕建僧寺之外，另有吐蕃占领时期即已存在的5所尼寺（大乘寺、普光寺、灵修寺、安国寺和圣光寺）。当然，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佛教庙宇。[20]

　　敦煌的佛庙规模都很小，大者有僧五六十人，小者仅有十数人，甚至数人。僧人总数估计仅有千余，还比不上内地一个大中型寺院，更无法与中地区某个宗派的信徒相提并论了，客观上就制约了敦煌佛教向宗派的发展。这种状况不利于敦煌佛教思想的纵深发展，故唐代敦煌高僧留下有关佛教义理方面的著作不多，仅在吐蕃占领时期出现过像昙旷、法成这样的义理高僧，但二者一人来自吐蕃，一人来自长安，且其理论又与民间佛教教团和民间佛教活动格格不入。在唐朝统治下敦煌土生土长的高僧大德不少，但研究佛教义理者却寥寥无几。最有名的高僧是悟真，其著作堪称丰富，但都是碑、铭、赞、记、诗一类，竟无一件是佛教义理方面的。当然，无教派之争也有其益，那就是有利于敦煌僧侣不限门派而博览众经，如吴僧统就“以诱声后学，宏开五部之宗。引进前修，广谈三乘之旨。维摩唯识，洞达于始终。横宗竖宗，精研于本末。加以知色空而明顿悟，了觉性而住无为。罄绝两边，兼亡不二。” [21] 该僧开五部，谈三乘，且止观、谈法，相悉皆洞达明了。这些言辞虽不免有溢美之嫌，但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京畿等地宗派林立的情况下，敦煌不受其影响，而依然故我地循着先代大德成熟的修行之路，体味着佛法真谛。这在汉传佛教发展史上堪称为比较突出的一个特例。

　　在长安地区的佛教遗址中，以法门寺所存佛教文物最为集中，文化积淀也最为深厚。委羡林先生曾预言：如同敦煌学一样，研究法门寺文物，也将会成为一门国际学问。[22] 道出了法门寺文物的重要性。

　　法门寺一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文化序列可一直上溯到古老的周秦、两汉文明。作为唐王朝的皇家寺院，其佛教信仰以如来真身舍利崇拜为核心，影响波及全国，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里文物众多，除了举世瞩目的4枚佛指舍利外，还有为供养舍利而奉献的各种物品，计有金银器121件、铜器8件、瓷器16件、琉琉器20件、石碑2通、石雕11件、玳瑁开元通宝13枚、珠玉400多颗（件）、铜币25000余枚及丝绸织物数百件。[23] 上述佛教文物均为唐朝皇室的供品，数量大，级别高，制作精美，内容丰富，且有《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可资参照，由帐目标明了供奉物品之名称与数量，对于我们鉴别古物极有价值。

　　总之，法门寺的出土物体现出的是唐王朝的盛大气象。敦煌文物就不同了，这里虽然也有唐朝宫廷之物的流入，但为数不多，在丰富的敦煌文物中只是沧海一粟，且等级也无法与法门寺者相提并论。弥漫在敦煌的可以说始终是一种边陲地区所特有的乡土气息。这里最为集中的文物一为壁画，仅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中留存的就有5万多平方米，均绘于4到14世纪间；一为写本（包括少量印本），总数多达5万卷以上，亦为同一时代之遗存。这些文化遗产数量之巨，学术价值之高，实举世无匹。其中有少数来自中原或西域、印度等地，其余都出自当地人士之手。虽不乏上佳作品，但劣质者亦不在少数，不像法门寺文物件件精美绝伦。尤其是敦煌写本中充斥着的极不正规的俗写字，其实不少都属错别字。正是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古物，却改变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基本面貌。文献中的俗字，可为研究当时汉语、汉字的发展变化和通假转借提供借鉴；那些书写水平并不高的契约、帐目、书仪、发愿文、文学作品、地方史志和各种少数民族古文献等也都可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史的研究提供前所未知的信息，而且生动、具体、详尽，既可填补史书的空白，又可纠正史乘记载的错讹：壁画风格不一，题材多变，表现形式自由，不像宫廷艺术家那样多地受到拘束，绘画水平高下不等，这正好又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形象资料。如果说法门寺是唐代宫廷文化之精英所在，那么，敦煌文化就应是对这种精英文化的民间阐释。对认识与理解唐朝的历史与文化来说，二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废。实际上，只有把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系统研究，才能全面认识唐代中国的社会风貌，进而重新架构出真正意义上的唐朝社会、文化与宗教发展全史。

[①]  宿白：《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香港，1978年（收入氏著《中国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14～225页）；苏莹辉：《敦煌文化传自中原论》，《敦煌论集续编》，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第285～299页。

[②]  详见方广锠：《敦煌遗书〈沙州乞经状〉研究》，《敦煌学佛教学论集》下册，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195～232页。

[③]  同上引《敦煌遗书〈沙州乞经状〉研究》，第202～204页。

[④]  同上引《敦煌遗书〈沙州乞经状〉研究》，第206页。

[⑤]  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会出版社，1982年，第403～404页。

[⑥]  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第35～36页。

[⑦]  参见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0页。但称斋文仅存37篇，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