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弘扬《摄论》的高僧有26位。长安15人，终南山3，洛阳1，陕州1，汴州1，徐州1，河中府3，相州1，荆州1，成都府2人。显然，这是继承了隋代的分布状况，南方根本就无足称道的了，特别是最先弘阐《摄论》的江东地区，竟没1人宣扬此论，时移世易，变化竟是如此之大。隋代摄论名师智凝的弟子灵觉、道卓二人，“并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还蜀部，弘赞厥宗。故岷洛摄论，由兹而长矣”(25)。唐代前期，《摄论》于成都府继续有所弘扬。
　　 佛教自汉时传入中国以后，约至东晋戒律乃渐完备。鸠摩罗什在长安时，弗若多罗等译《十诵律》，佛陀耶舍译《四分律》。而约同时佛陀跋罗在建业译《僧祗律》。其后北方所译之《十诵》盛行于南方，而南方所译之《僧祗》颇行于北(26)。《十诵》与《僧祗》相较，前者流行更广。梁慧皎在《高僧传》卷11《论律》称：“自大教东传，……虽复诸部皆传，而《十诵》一本，最盛东国。”唐道宣在《续高僧传》卷22《论律》也说：“自律藏久分，初通东夏，则萨婆多部《十诵》一本，最广弘持。”约在梁时，北方有道覆律师，始创开《四分》。慧光承之，此律遂光大。延至隋唐，《四分》遂为律之正宗(27)，还是道宣所说：“今则混一唐统，普行《四分》之宗”(28)。道宣本人在隋末唐初，以智首大师《大疏》为本，“造《删补律钞》3卷。……贞观以来，三辅、江、淮、岷、蜀多传唱之”(29)。唐中宗时还曾明令禁用《十诵律》(30)，故《四分律》在南北各地盛行，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佛教戒律。
　　 唐前期弘扬《四分律》的高僧有25家，弘阐《十诵律》的高僧仅有1个（弘法与苏州），《僧祗律》则一个也没有。宣讲《四分律》的高僧分布在下列诸地：长安（12个）、终南山(1)、ｆū＠④州(1)、洛阳(1)、兖州(1)、河中府(1)、太原府(1)、辽州(1)、代州(1)、相州(1)、镇州(1)、安州(1)、常州(1)、苏州(1)、杭州(1)、越州(3)、成都府(1)、剑州(1)。不难看出：《四分律》在唐前期已经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得到弘扬，但比较而言，北方更加盛行，中心是长安。江淮以南地区分布在长江两岸地区。《四分津》作为一种戒律，对各地僧人都是有约束作用的，不会仅传播于上述这些地方，可是，把它作为一门义学来弘扬，各地区还是有区别的。
　　 前期弘扬《四分律》的名匠大都云集于长安，形成最大的律学中心。这里略举几位。智首，家于漳滨，隋高祖时，随其师智＠⑤ｍíｎ入关，住京师禅定寺。于是博览三藏众经，四年考定，著《五部区分钞》21卷。前此戒律译出400余卷，至是始“括其同异，定其废立”。又，先是“关中专尚素奉《僧祗》，洪遵律师创开《四分》”，但“至于传文律仪，盖蔑如也”，智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对开两设，……皆标宗控会，释然大观。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统详决矣。使夫持律之宾日填堂宇”。智首长安独步，三十余年，“无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见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31)。智首弟子有名的有道宣、慧ｊìｎ＠⑥（初事洪遵）、慧满、道兴等。其中道宣，为我国佛教史上第一律学名匠，南山律宗的创立者。隋末唐初，道宣依智首习律。后声望日隆，“受法传教弟子可千百人”(32)。道宣声教广被中国，当他在关中立戒坛，四方诸州，大河南北，及长江上下游之澧州、荆州、台州，均依坛受戒，而国内大德心向赴者39人。并遍布北方，兼及南之荆州、衡州、润州、襄州，可见道宣之势力(33)。长安又有怀素，专攻律部，著述颇丰，尝指斥相部、南山二宗说：“相部无知，则大开量中得自取大小行也。南山犯重，则与天神言论，是自言得上人法也”(34)。怀素所创谓东塔宗。是《四分律》之三派即南山、相部、东塔，有二派创于长安(35)。
　　 相州法砺律师，“振绩徽猷，誉腾时类”，开讲律要，“绵积累载，开悟极多，四方怀道，霄兴命驾”(36)。砺在相州，故其宗号相部。砺有弟子满意，居长安崇福寺，后世号之为西塔律师(37)。相部宗本不在京师创立，然还是要挤进长安，以扩大其影响。
　　 河东道律学亦颇为兴盛。与智首同出相州道洪律师门下的慧进，在辽州箕山弘阐律学30余载(38)。时又有沙门道瓒，善宗《四分》，讲解相仍，“韩、潞、沁、泽四州从范”(39)。道亮弘《四分》于并州太原府，“成讲学士四十余人，并部法兴出自此矣”(40)。
　　 东都洛阳律学却远远比不过长安，不过昙光亦一代律学名师。昙光师从相州砺、烁二律师，逮至立年，盛明律藏，为法砺所称赏。唐初住东都天宫寺，“四方律学莫不咨询”，故“其房宇门人肩联踵接”(41)。
　　 南方弘扬《四分》是在北方之后，并且是从北方学来或传来的。有释秀公者，黄州人，入长安造宣律师门为依止之客，16年后，回安州“大扬讲训，声美所闻，诸王牧守，攸共遵承”(42)。光州道岸入安释道宣弟子文纲为师，学成后返还本州。先是“江表多行《十诵律》，东南僧坚执，罔知《四分》”，岸乃请中宗墨敕执行南山律宗，《四分》“盛于江淮间者，岸之力也”(43)。道岸上足玄俨，后亦游诣上京，探赜律范，师从南山上足意律师、融济律师，并名动京师。后还江左，偏行《四分》(44)。
　　 长江上游剑南道对于《四分律》的弘阐，同样受长安的影响。当北方北周时期，剑州慧主，“登冠，欲受具足，当境无人，乃入京选德于甘露寺受戒”，“惟听《四分》，余义旁通。”隋大业中，还本州，从此，常弘《四分》为业(45)。成都府福胜寺道兴，本是秦州僧，避乱至蜀，后又至京师智首律师下伸大义，再还蜀川，开讲律部(46)。
　　 《法华经》的翻译较早，以后秦鸠摩罗什所译流传最广。《高僧传》所举讲经、诵经者中，以讲、诵此经的人数最多；敦煌写经中也是此经比重最大；南北朝注释此经学者达70余家(47)。陈隋之际智＠⑦更据此创立了天台宗。
　　 弘讲《法华经》的高僧，前期共有18家。然而据《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弘赞法华传》三书，唐代僧人读诵《法华经》的特别多，分布地域也相当广。本文仅统计了弘讲《法华经》的高僧，读诵者不在统计之内，所以还不足以反映当时《法华经》的流行情况。弘讲《法华经》的18家高僧，在各地的分布为：长安（7家）、凤翔府(1)、汴州(2)、定州(1)、襄州(1)、润州(2)、苏州(3)、越州(1)、成都府(1)、梓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