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经》的中国译本大部有二：一、晋译《华严》，有60卷；二、唐译《华严》，80卷。六十《华严》系佛陀跋多罗在建业译出，时间在晋义熙十四年(418)至元熙二年(420)之间。华严研究，由此滥觞。然而，自晋至梁，作为发源地的南方，仍少有研习此经者，而北方此经习者则更罕闻。但就在此后，南北方的华严研究大盛，到了唐初，遂有华严宗之确立(48)。据表1统计，唐前期讲授、弘阐《华严经》的高僧有17家。长安6家，终南山2，洛阳1，汴州1，太原府1，襄州1，润州1，常州1，苏州1，杭州1，越州1。
　　 “三论”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简称。鸠摩罗什乃中国三论学之初祖，其门下深擅三论者有僧肇、昙影、僧睿、僧导等，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其后关中叠经变乱，加以魏太武毁法，学士零落，宗风不振。在南朝齐梁之际，三论学复起于今江苏南京附近摄山(49)。至隋代，三论之学传遍南北，主要有如下七处：(1)金陵栖霞，兴皇法朗为其重镇(50)；(2)会稽，吉藏(51)、慧持(52)、法敏(53)在此弘法；(3)荆襄，罗云(54)、法安(55)、慧哲(56)、慧棱(57)开讲三论；(4)江都，法澄(58)、吉藏等曾讲三论于此地；(5)长安，有法澄、道庄(59)、智炬(60)、吉藏、慧因(61)、慧＠⑧(62)、辩寂(63)等三论名师；(6)洛阳，法澄、道庄、法护(64)等；(7)梓州，在引弘阐三论的是慧震(65)。
　　 唐前期弘阐三论的高僧有15家，略逊于隋代。这15家中吉藏、慧因、慧棱、慧持、法敏、慧璇、慧震等7位是跨隋唐两代弘扬《三论》的高僧。唐前期弘扬三论之地是：长安（5家）、荆州(2)、襄州(3)、邓州(1)、隋州(1)、安州(1)、润州(1)、越州(3)、成都府(3)、梓州(1)、绵州(1)。其分布大体遵隋代旧规，不同的是今四川地区有所扩展；汉水流域的荆襄地区向北、东延伸；长沙下游润（金陵，唐属润州，会稽即唐越州）、越二州继续发展；而北方则有所收缩。
　　 以“三论”加上《大智度论》，就称“四论”。《大智度论》简称《智度论》、《智论》、《大论》、《释论》。唐前期弘扬《大智度论》的高僧仅6家，集中于长安，其中神迥是在长安之外，还于益州有所弘阐。
　　 弘扬ｐáｎ＠①若系经典（含大品ｐáｎ＠①若、仁王ｐáｎ＠①若、金刚ｐáｎ＠①若）的高僧12家，名列第七。弘扬ｐáｎ＠①若系经典的中心也是长安，有5位高僧弘法于此。《续高僧传·慧颐传》说：武德年间，延兴寺夏座讲仁王经，王公卿士并从盛集(66)。随后愈益兴盛，慧净法师贞观年间于长安弘扬仁王ｐáｎ＠①若等经论，“每有弘通，光扬佛日，缁素云踊，庆所洽闻。于时大法广弘，充举溢天壤”(67)。长安之外，润、常、越州一带弘讲ｐáｎ＠①若经典亦颇有力焉，虽据僧传，在这三州开讲此经典的高僧总共才4人（润、常各1，越2），然影响却不可小视。如玄俨住越州法华山寺，讲授金刚ｐáｎ＠①若，远近闻名，“自广陵（今江苏扬州）迄于信安（今浙江衢县），地方千里，道俗受法者殆出万人”(68)。隋末避乱至越州的慧持，常讲三论、大品等，累年不绝，贞观十六年(642)慧持圆寂，“都督已下玄素万余人，悲叹相嗟至于殓所”(69)，其影响如此。法融住润州牛头山，永徽三年，邑宰请出建初（寺）讲扬大品，僧众多达千人(70)。荆（1人）、襄(1)地区亦不甘落后，贞观年间，慧瑜在荆州讲三论、大品，“开化未闻，佛法由盛”(71)。除这些地方外，凤翔府、西州府、西州也各有1僧弘讲ｐáｎ＠①若。在西州讲经的是西行求法，行经高昌的玄奘大师，奘师应高昌王＠⑨文泰之请，“讲仁王等经及诸机教，道俗系恋”，希望玄奘长留下来，通开大化(72)。
　　 《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对《十地经》的解释，属瑜伽行派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按崔光的《十地经论序》，此论是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间由菩提流支和勒拿摩提在洛阳译出的。该书旋即在北方得到推广，到于北齐、北周，其重用的僧侣，也多是《十地经论》的弘扬者。《地论》学发源于洛、邺，最早的代表是道宠和慧光。道宠是北齐高僧，弟子极多，“堪可传道千有余人”。慧光亦北齐高僧，他的门徒遍及全国，齐、楚、晋、魏、燕、赵、卫、郑各地，都有他们的足迹，历经魏齐周而至隋唐，慧光一派影响胜过道宠，是当时北方的显学(73)。
　　 唐前期弘讲《十地经论》的高僧有10家，在所有弘扬的佛书中排名第八。流行的地点仍是北方，汴州（1家）、河中府(2)、泽州(1)，最多的是长安，6家。长安取代了原来的中心洛、邺。灵璨，怀州人，先游学相邺，深明《十地》，后入关，在长安弘讲《十地》，唐武德初卒(74)。道宗，莱州人，少从青州道奘法师学《十地》，唐初召入西京，武德六年(623)卒(75)。另，静藏由泽州西入长安(76)；法常由河北郡入京(77)；道颜，定州人，入京，武德五年(622)卒(78)。慧迁，瀛州人，好学专问，爱玩地论，隋初行经洛下，附远法师，及远入关，从而来至，开皇十七年(597)，敕立五众，请迁为《十地》众方，“频开《十地》，京邑乃多无与比肩者”(79)。由此可断言，隋唐长安《十地经论》乃由原来的中心洛、邺一带传入，并形成一个新的中心。《续高僧传·慧迁传》还说：“自迁之末后（按迁卒于武德末年），十地一部绝闻关壤。道由人弘，于斯验矣”，看来这一说法也是不错的。
　　 对于经律论的传播，当然不限于讲授、弘阐，至少还应包括研习、著作等，如果三者结合，更能全面反映佛教义学的流行情况，不过，弘讲是非常重要环节，而且弘讲义学还不能光凭个人兴之所至，而要考虑对象，就是有没有人听讲的问题，因此，从这一方面讨论佛书流行情况，应该不至于出现大的偏差。
　　 探讨各地佛教义学发达与否的问题，还可从另一角度作一统计，这就是不考虑佛书种类，而将各地弘扬义学的高僧的人次统计出来，得到表1：
　　 附图{图}
　　 从表1可以得出下列几点认识：
　　 第一，北方义学比南方义学发达。北方五道高僧人次之和为98，南方是51人次，差别明显。北方的陇右道极端落后，南方却有淮南、岭南二道无可称道。
　　 第二，十道由多到少的顺序是：关内、江南、河东、剑南、河南、山南、河北、淮南、陆陇右、岭南。有意思的是这个序列为一北一南交替出现。
　　 第三，义学最发达的区域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地区，仅长安高僧人次就占全国总数的39%，前述八种流行佛书以及《大智度论》无一不是以长安为中心，此外《维摩诘经》、《俱舍论》、《大乘起信论》、《毗昙》等也都是以长安为盛；其次是长江下游以南太湖周围地区；再次是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地区；接着是荆、襄地区，以洛阳为中心的东西一线，汾河谷地南北两端的河中、太平二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