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料对尼僧与家庭的关系有很多记载。如萧瑀孙女、济度寺尼惠源出家后，对家事仍十分关注，父母去世后“亦能上规伯仲，旁训弟侄；邕邕闺门，俾其勿坏”[4]（《大唐济度寺故大德比丘尼惠源和上神空志名并序》，p.1473）；[5]（卷82）。可见她经常来往于本家，更在一定程度上担当起了监督家风的责任。
　　 东都麟趾寺尼幼觉的墓志铭是她本家侄子寇弇、寇亮等撰写的，提及幼觉六岁出家后并未忘情于本家，“化众生而爱博，敦骨肉而孝极”[4]（《唐故东都麟趾寺法华院律大师墓志铭并序》，p.1923）；[7](028,p.170)，仍与家里保持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尼僧的墓志中，有许多是由其家人亲属执笔或请人代撰的，这无疑是尼僧与家庭关系密切的又一佐证。
　　 沙弥戒中规定，沙弥（及沙门僧）不得与尼结拜父母师徒姊妹（注：参见（明）智旭重辑《沙弥十戒威仪录要•入尼寺第十七》，载 藏经106册，转引自劳政武《佛教戒律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但对于原来就存在的血缘亲情并不割舍。《太平广记》记载，南岳道士田良逸“道业高绝，远近钦敬”，与当时的名道蒋含弘并称“田蒋”。田母乃喜王寺尼，田每天给母亲送去两束柴薪以尽奉养之情，而喜王寺诸尼并不以为怪，还敬称田为“师”[8]（卷76,p.483）（注：这种现象的存在乃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唐代佛道两教徒均不对这种亲情强加压制。如女道士刘致柔是李德裕之妻，中年入道后似仍住家。在李德裕为她撰写的墓志中这样写道：“中子前尚书比部郎浑，独侍板舆……自母委顿，夙夜焦劳，衣不解带，言发流涕。”（《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引自《唐代墓志汇编》第2303页）。写出了出家女道士与子女之间的亲密感情和密切关系。女道士能去尘终于私第后，由其子僧处愿为她营丧（《全唐文补遗》第四辑，第127页）。）。
　　 唐代尼僧还有一个重要的参与家族事务的机会，即处理丧葬事宜。特别是父母去世时，她们会返回奔丧。
　　 唐人对尼僧为父母执丧视为大“孝”而加以褒扬（注：关于佛教的“孝”观念，参见陈观胜著、赵红译《中国佛教中的“孝”》，载《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合刊，第130～145页。）。佛教信徒孙佰悦去世于隋末，因当时情况不允许而未经大殡。悦有一女出家为尼，法号智觉，住圣道寺。智觉感念其父鞠育之恩，于贞观廿二年按佛教丧葬方式为他建塔，以展孝思[4]（《故大优婆塞晋州洪洞县令孙佰悦灰身塔铭》，p.89）；[9]（四，p.284）；[7](012,p.154)。惠源也曾在出家之后，丁母忧而返回奔丧[4](p.1473）。
　　 李晓敏列举了一些僧尼为父母抄经造塔及参与家庭佛事活动的例子（注：李晓敏系南开大学2003届毕业博士生。参见其未刊博士论文《从造像记看隋唐民众的佛教信仰》，第88页。）。郝春文教授《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则分析说，在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不少修建洞窟的家庭或家族都把已出家的家庭成员甚至亲属列入，而僧人主持修建的洞窟中也有将其家族成员列入的情况，“以上现象对家庭、家族来说，一方面体现出他们仍把已出家者视作本家或本族的一员，同时家中有‘临坛大德’、‘律师’、‘寺主’应该也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列上他们的名字对于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有益无害”。因此，这些题名“反映出了敦煌僧尼与家庭、家族互为依存的关系”[3](p.95)。
　　 萧瑀第三女、济度寺尼法愿出家后，“乃于济度伽蓝，别营禅次”，过着相对独立、封闭的修行生活。但她与本家仍有联系，“若乃弟兄办供，亲属设斋……自非至戚，罕有睹其行仪者”[4]（《大唐济度寺大比丘尼墓志铭并序》，p.386），说明比丘尼可以通过与家族交往来为寺院取得施舍。萧氏一族共有僧尼约20人。萧瑀佞佛，“或集亲属僧尼，数将二十，给惠以时，四事无怠。故封禄所及，惟存通济（注：参见《续高僧传》卷28《慧诠传》，载日本大藏经刊行会所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卷，台北：世桦印刷企业有限公司印行，1998年版，第690页。）。可见世俗家庭不仅为尼僧在寺庙中的地位作了铺垫，更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二

　　 更能体现唐代尼僧并未完全断绝与世俗家庭关系的，是她们出家后仍居住在本家。《唐故法界寺比丘尼正性墓志铭并序》：
　　 夫释氏正法浸远，像法颓靡，其舍家求道，率自草野鄽閈而入。由是六识昧暗，难悟知见。如或佛性照融，宿惠圆朗，澄心利智，默契真谛者，见之于闍梨。闍梨裴族，释号正性，河东闻喜人。曾祖讳光庭，皇朝侍中吏部尚书忠献公；祖讳稹，祠部员外郎赠太子宾客正平公；考讳倚，驾部郎中御史中丞。闍梨即郎中之爱女，胤袭卿相，福流聪明，修然离尘，资于积善。故能弃铅华而甘落发，斥绮彀而披坏衣。繁曜不栖于心，嗜爱永离于著，则定惠之香，常乐之净，不待词而昭昭可睹也。呜呼！贞元六年八月十日，现灭于栎阳县修善乡之别墅，禀春秋之年四十有八，受菩提之夏二十有三，以其年十月八日迁神于城南神禾园□郎中之茔，从俗礼也。闍梨初隶上都法界寺，常云清净者心，心常解脱，故生不居伽蓝之地；严饰者相，相本无形，故殁不建荼毗之塔。从始愿也……[4]（《唐故法界寺比丘尼正性墓志铭并序》，p.1858）；[10](p.8253)；[7](028,p.71)
　　 由上引碑文可知，当时尼僧并非全都按戒律规定居住寺中，也有仍居本家的。正性出身河东大姓裴氏，她的“生不居伽蓝”，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行为。但出家而不离家，显然违反佛教戒律规定，因为佛教重视集体修行，布萨、安居等仪轨都是针对集体修行的僧伽，因此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初就建立了寺院体系，出家者应住寺。但事实上，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僧尼守戒也发生变通。蔡鸿生先生在论述中国比丘尼“以华情学梵事”（注：参见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礼仪沿革”条。赞宁评道安襄阳僧团：“今出家者以华情学梵事耳。所谓半华半梵，亦是亦非，寻其所起，皆道安遗法是。则住既与俗不同，律行条然自别也。”（前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卷，第239页））时说：“汉化的尼寺，没有照搬那些不合中国国情的印度戒律，如不准尼姑‘自手织纺’，不准尼姑‘学世俗技术以自活命’等等。”[1](p.171)尼僧住家也是一例（注：参见前揭郝春文书第77～88页关于敦煌地区僧尼不住寺院而与家人或亲属共居的论述。）。正性住家，按她自己的解释，是“清净者心，心常解脱”，“严饰者相，相本无形”，只要是修心养性，不必一定住寺。这体现出佛教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出现一些变通，更加具有不舍世间、不离众生的精神（注：参见姚卫群《佛教的“涅槃”与“世间”关系观念》，载《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98～101页；唐忠毛《试论“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载《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87～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