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微妙交往一直为学界所瞩目。由于炀帝后以暴虐亡国遭人唾骂,以及僧俗史料记载的隐晦和残缺,这段政教秘史虽多有中外学者的研究[①],但事实仍未明朗且问题仍很多。近来" />
杨广为晋王坐镇江都时,与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 的微妙交往一直为学界所瞩目。由于炀帝后以暴虐亡国遭人唾骂,以及僧俗史料记载的隐晦和残缺,这段政教秘史虽多有中外学者的研究[①],但事实仍未明朗且问题仍很多。近来这方面的研究似更趋于热[②]。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此再作考察,希望能澄清一些误解。
一、江南尽叛和晋王移镇扬州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大兴伐罪之师,“取乱侮亡”[③],发起了渡江灭陈战役。大军在晋王杨广统领下,“旌旗舟楫,横亘千里”[④]。陈朝发布了总动员令,首都建康城内“僧尼道士尽皆执役”[⑤],后主陈叔宝还请来高僧智 、吉藏等为陈祈祷泯灾,并高喊“王气在此”[⑥],为将士壮胆。然而腐朽的陈朝不堪一击,只好投降。唐人李商隐以诗刺曰:“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⑦]陈亡,受到陈两代君主极高礼遇的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 及其僧团也受到巨大打击,一时“金陵土崩,师徒雨散”,“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鬟绳墨,湮灭沟渠”[⑧]。52岁的智 在混乱中溯江西去庐山。
陈全境两三个月内即全部归于隋手,400年的分裂局面结束,唐人为之颂曰:“六合之中,观如晓月,八纮之内,若遇新晴”[⑨]。然大一统实现后随即面临巩固统一的新问题。三月,文帝任命第三子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筑江都新城,将六朝故都的建康城夷为平地,“平荡耕垦”[⑩]。四月壬戌,文帝颁布诏书,令吴越之野的“戎旅军器,皆宜停置”,“人间甲仗,悉皆除毁”[11]。为加强控制,在江南置八个总管府,任关陇人士为总管。陈境原有郡县进行省并,“牧民者尽更变之”[12],地方官一律改委北人。又令“江表依内州责户籍”[13],对乡里基层组织也按北方的编制进行整顿。这些措施皆“尚关中旧意”[14],在陈亡后短时期内推行,且十分严厉,表现出明显的“关中本位”凭借关陇武力以镇四方的意图。
六朝割据江南已整整400年,南北对峙,南人骂北人为“索虏”,北人辱南人为“岛夷”,大江南北并非同质的统一社会,各方面的差异都很大[15]。隋必须在消弥分歧的政治与文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统一,这是一件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事业。简单粗暴的高压政策无济于事,并不能安定江南政局。
武力征服之余,文帝也试图利用当时中国民众已普遍接受的佛教来消弭南北地域在社会心理、文化风俗上的差异。史载,隋文帝“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16]。释史亦云:“隋高廓清百越,文轨大同,开皇十年,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17]但文帝虽以复兴、护持佛教自许,却把佛教严格置于皇权之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正月十六日,文帝修书告诫南方佛教界头面人物智 :
师既已离世纲,修己化人,必希奖进僧伍,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含生之类,无所归依,仰恐妙法之门更来谤渎。宜相劝励,以同朕心。[18]
责令智 认清形势,不要与新朝作对,而应转变立场,与朝廷保持一致。文帝对陈境林立的佛寺也采取了严厉措施,释史有云:
隋朝克定江表,宪令惟新,一州之内,止置佛寺二所。数外伽蓝,皆从屏废。[19]
文帝在北方营造经像,任听出家,对南方佛寺却加以限制,这又明显表现出其对南方教派的歧视。智 后来也诉说南方佛寺被毁情形曰:“伏见使人赍符,坏诸空寺。若如即日所睹,全亡兴破,及有僧无僧,毁除不少”。[20]
文帝还试图在江南推行教化,他让宰相苏威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21]。所谓五教,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22],内容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文帝曾对李德林说:“朕方以孝理天下,故作五教以弘之。”[②③]文帝三教并重,倡导礼治孝道,是想恢复汉帝国的王统。然在推行过程中,隋官吏“以烦鄙之辞”凌辱南人,把他们看成是不识礼义的野蛮人,至“士民嗟怨”[24]。因措置不当,“适足滋扰”[25],终于激起南人反叛。
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十一月,即陈亡后不足两年,一场反隋叛乱在旧陈全境全面爆发。“是月婺州人汪文进、会稽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立懀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棱、饶州吴代华、永嘉沈孝彻、泉州王国庆、余杭杨宝英、交趾李春等皆自称都督,攻陷州县”[26]。他们“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臠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27],表现了对隋歧视性高压政策的极端仇恨。参加叛乱者包括江南社会各阶层,既有世家旧族,也有酋豪洞主。值得注意的是“乐安蔡道人”,显然是江南宗教势力的代表,会稽高智慧从姓名看似乎也与佛教有关。而乐安(今浙江仙居县)地方更靠近天台山,浙东沿海一带民众有广泛的宗教信仰,又具有反抗传统,前有东晋时孙恩以天师道,后有北宋时方腊以摩尼教,都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江南尽叛,这一地区也最为严重。一时“寇贼交横,寺塔烧尽”[28]。
为平定叛乱,隋文帝令内史令杨素为行军总管,调集大军前往镇压,“军民事务,一以委之”[29]。同时调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代替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坐镇江都。杨素首先把兵锋指向三吴、浙东地区,各个击破,很快平定高智慧等。杨广到任后也派郭衍“领精锐万人先屯京口”,然后向西进兵皖南“黟,歙诸洞,尽灭叛军”[30]。晋王府参军段达也率军一万平定方、滁二州,又破汪文进于宣州[31],有力地配合了杨素的军事行动,使杨素很快得胜回朝复命。
杨广坐镇江都虽没有直接领兵打仗,但他以攻心战术成功地招抚了大批叛者。如吴郡世族陆知命,在三吴地区人望极高,杨广延请他出面晓谕叛者,使十七城叛者纳城迎降[32]。岭南俚族酋领洗夫人号称“圣母”,陈亡时杨广让陈叔宝给她写信,并带上洗氏先前献给陈后主的扶南犀杖作为信物,使岭南兵不血刃归降了隋朝。当江南尽叛时,番禺人王仲宣也举起反隋大旗,岭南土著包括洗夫人的子侄也纷起响应,夫人不顾高龄再次出面晓谕四方[33],使岭南地方很快安定下来,这使隋当权者看到了怀柔政策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