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收到智 遗书闻知大师圆寂时“五体投地，悲泪顶受”[（132）]，十分悲痛。“远拜灵仪，心载鸣咽”[（133）]，对大师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完全给予满足。智 死后杨广不改初衷仍然与天台教团保持密切关系，他遣使往天台山设千僧斋，建功德愿文，表示“生生世世长为大师弟子”[（134）]，并多次召见天台僧使，资助寺庙营建，而不因智 已死而放弃利用大师的影响力来统一南方佛教界的努力。
　　 智者大师既死，杨广转而极力延揽江南另一高僧吉藏。吉藏是佛教另一宗派三论宗的宗师，据说是“安世高苗裔”[（135）]，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陈亡之时，40岁的吉藏与智 一样都离开了建康。智 西去，吉藏则东走会稽山禹穴嘉祥寺，在此一住就是十多年，因而被称为嘉祥大师。他和智 一样也多次谢绝了杨广的致书累请，至开皇末年，终于被杨广召到江都，主持慧日道场，所受礼敬与智者大师不相上下。后来他又随晋王延居长安日严寺，声振中原。杨广即皇帝位后，吉藏即成为隋朝佛教界的首领人物。
　　 晋王杨广对江南佛教首领智 、吉藏报有耐心的反复拉拢，表现了这位20多岁的青年王子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他的不懈努力和成功使杨广不仅有统兵北御突厥，南灭陈朝的卓越武功，又取得安定江南的文治政绩，终于在朝臣中“声名籍甚，冠于诸王”[（136）]，为他夺嫡继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毋庸置疑，杨广追求的目标就是最高皇权，他耐心地做江南佛教界的工作确与他的夺嫡阴谋紧密联系在一起。杨广坐镇江都10年，江南成为他的政治根基，为夺嫡他很早就组建了阴谋集团，卑词厚礼，交结王公大臣。但夺嫡成功的关键仍在于赢得父母好感。杨广父母都崇信佛教，父杨坚有佛名那延罗，意像金刚不可摧坏[（137）]。母独孤氏小名伽罗，也是一个佛名，为梵语tagarà之音略译，意沈香木[（138）]。他们给儿子杨广也取个了佛名曰阿 ，是梵语amba的译音，意为善女[（139）]，希望儿子也成为虔诚的佛教徒。文帝常说：“我兴由佛法”[（140）]，他生于佛寺，初为尼所养，至13岁方始还家。登位后称“皇帝大檀越”（大施主），“兴复三宝，为法车仑王”[（141）]。他曾下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142）]但由于“关中本位”的政治偏见，文帝鄙夷亡国之余的南朝教界，而专崇北方的高僧。如清禅寺昙崇禅师年近八十，“时处大内，为述净业，文帝礼接，自称师儿，献后延德，又称师女”[（143）]。文帝和独孤皇后尊北方高僧昙崇为父，迎入禁宫供养，比杨广尊智 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讨好父母，杨广曾向昙崇所居寺庙“前后送户七十有余，水磑及碾上下之具，永充基业”。及“镇总扬越，为造露盘并诸庄严，十四年内，方始成就，举高一十一级，靖耀太虚，京邑称最”[（144）]。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广请智 授菩萨戒时，“戒名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亲奉极，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庄严”[（145）]。其以尊佛来博取父母欢心的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杨广在江都虽远离父母，但“每令人密觇京师消息”[（146）]。其兄太子杨勇虽也有佛名曰 地伐，但行为举止不类佛徒，他姬妾成群，生活放荡，逐渐失爱于父母。“晋王知之，弥自矫饰，姬妾但备员数，唯与萧妃居处，皇后由是薄勇，愈称晋王德行”[（147）]。阿 的“矫情饰行”首先赢得了菩萨母亲的好感，江南四道场的开办及其对江南佛道人物卓有成效的延揽，也必然获得文帝的赞许。而文帝“年龄晚暮，尤崇佛道，又崇信鬼神”[（148）]，杨广则“内怀险躁”[（149）]，紧盯着最高皇权内外活动，上下其手，其在江南的佛道事业必然为他的阴谋夺嫡增加有利的筹码。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晋王杨广终于得立为皇太子，天台僧团智 弟子上首智越即遣使灌顶、智璪“奉启入京称贺”，并向皇太子呈谢天台新寺建成，请杨广赐名。智 弟子们又编造大师生前曾指示：“王家造寺，陈齐俱灭，隋方代周，此三国成一是也”[（150）]。杨广即赐名“国清寺”，应验智者大师“三国成一”的预言。山河一统，举国澄清，不久前还对新朝凛然不附的天台宗智者大师，其弟子们这时已完全认同大隋王统。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杨广即皇帝位，天台僧团又立即遣智璪奉启称贺，智者弟子们与大隋王朝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九月，炀帝巡幸扬州、天台僧团再遣智璪诣行在所，十月，炀帝引对智璪于大牙殿赐坐，并命柳顾言为智者大师制碑[（151）]。天台僧团在隋炀帝的大力扶植下，终于最先形成独立的佛教宗派。
　　 杨广竭力拉拢智 和吉藏，也与他们的佛教学说适合隋朝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政治需要有关。时南北佛教学风因南北朝长期分裂而各偏执一方，北方僧讲究坐禅、修行、造像等宗教实践，南方僧则偏重教理义学玄谈。单重坐禅不讲义理难免堕于无知，养成不学无术的哑羊僧；只究义理不讲实践止观的修行，亦会失去持久的求道心。天台智 及其师南岳禅师慧思深鉴时弊，破斥南北，禅义均弘，强调“教观双运”、“定慧双修”，以补求均平。智者大师提出了“方便法门”的“三谛圆融”学说，他对佛教经典和其它学说都以方便圆融为名，任意加以解释，主观发挥，甚至把道教的丹田、炼气等说法也纳入佛学，并与儒家的人性论相调和，消溶了几百年的南北偏好，树立起独创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天台宗[（152）]。杨广“亲所闻见，众咸瞻仰”，荆楚莫不归伏”，对智 独创的佛教学说杨广深有体会地说：“智者融合甚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乎大海”[（153）]。统一王朝正需要这样的学说来建立隋最高神学。
　　 杨广称帝后在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扩建道场，集中南北各地名僧力图建立反映时代需要的最高神学，江南名僧因此大批地涌入中原，并在炀帝的政治支持下压倒北僧。时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宗经统一南北佛教受到炀帝赞许，三论宗则以“空”为中心统一各派佛学，也符合隋朝的要求。吉藏的影响力虽不及智 ，但二人的学说都符合隋统一后新的历史条件下融合一切教派以建立最高神学的主旨。杨广亦不因二人是南朝亡国之余而心存偏见，而是在政治上大力扶植，在“王途既一，佛法重兴”[（154）]的局面下，三论宗亦与天台宗一同成为中国最早形成的佛教宗派。
　　 起于北方关陇地域的隋王朝虽以强大武力吞并了南方佛国陈朝，但在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思想上，南学却以其精深反客为主，融合北学，成为统一王朝的最高神学，使大一统的局面更加巩固。杨广虽因行暴政导致隋亡国，但其政教方针却为后来的唐王朝所继承，佛教也因其发挥了社会整合功能而达于极盛。如果我们能以这样的大背景重新审视晋王杨广与天台智者大师之间的微妙关系，也许我们也就不会将杨广大耍政治手腕，对智 反复延屈怀柔误解为政治迫害。相反，对杨广极具耐心极其细致地做江南佛教界的工作应当给予高度评价。这段秘史对于隋唐时期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影响甚巨，是研究中国政教历史的学者所万万不可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