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云京的妻子出身陇西李氏，中年体道，意欲出家，为辛云京所阻。此事后来为皇帝知道，特诏度为崇敬寺尼，法号圆寂。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李氏夫人寂灭于太原顺天寺。墓志记其亡故后，“比以岁时未吉，权厝晋阳，以十三年六月十日启殡西归，有时将葬。圣慈轸念，诏赠肃国夫人，备物典策……以其年七月廿四日，永窆于万年杜陵之南原，礼也”[4]　（《河东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公妻陇西郡夫人赠肃国夫人李氏墓志铭并序》，p.1809）；[9]（四，P.59）。圆寂死后由皇帝赠以夫人之号，先在晋阳权殡，十年后才择日归葬辛家家族墓地。这一系列活动更是完全世俗化的一套。而且墓志虽提及她出家的过程，但亦只云“夫人”，不提比丘尼“圆寂”。可见在唐人的观念中，婚后出家的尼僧，尤其是士族出身者，其世俗身份远比宗教身份更重要，更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可。
　　 唐代尼僧与世俗家庭的关系，或因属家常琐事，史料中记载不多。然而依据既存资料，已足以推测其大概情形：她们虽然剃发出家，但仍被视为家庭成员，有的甚至长住家中，并对家务事作出干涉。如“谢小娥”故事所记小娥为父、夫报仇后出家，仍以本名为法号，以示不忘本[8]（卷491，pp.4030～4032），这在唐代人眼里当属正常行为。或可认为，唐人在有关尼僧与世俗家庭关系的问题上侧重人情的程度，远较佛教戒律中直接表露者为高。正如蔡鸿生教授在《尼姑谭》中所总结的，这表明“出家人忘不了在家人，现世人忘不了过世人”[1](pp.99～100)。
　　 最后，应该说明，出家后住寺、过集体修行生活仍是中国历代佛教僧团的主流，本文所考察的尼僧住家、葬归本家等现象，只是宏大主题之下的一个变奏。但是主流之外的研究有时可以提供一个观察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过程的有价值的视角，本文的意图也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