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澳门佛教的渊源

　　 澳门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历史必然与中国佛教特别是岭南佛教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中国佛教特别是岭南佛教，是澳门佛教的源头活水。

（一）滨海法窟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岭南作为来自南亚、东南亚众多僧侣的入华地，是很多外国僧侣开始其佛教活动的场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康僧会、昙摩耶舍、求那跋摩、佛陀跋陀罗、求那跋陀罗、真谛等。这一时期佛教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佛经的翻译和讲习。广州不仅是佛教传入的重要地点，而且也是后来中国僧侣出洋取经求法的出海口。据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在初唐前往印度求法的56人中，有34人是从海路（大多在岭南）走的。义净等五人也是从广州光孝寺出发前往印度的。

　　 禅学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潮之一。禅学之传入岭南，亦不会晚于两晋之际。求那跋陀罗（394—468）于元嘉十二年（435）由海路至至广州，他所译出的《楞伽经》是中国禅学的基本著作，对中国禅学特别是禅宗的传播影响巨大。被奉为中国禅宗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也是从广州入华的，时间是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

　　 从初祖菩提达摩到三祖僧璨，禅法只在师徒间流传，影响不大，更不用说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宗派了。从道信至弘忍，逐步形成了比较明确、系统的禅法主张和实践形式，建立了以湖北黄梅为中心的规模较大的僧伽集团，这就是所谓的“东山法门”。最能体现岭南禅文化精神的是慧能所开创的南宗禅。五代、两宋时期，岭南佛教发展迅速，临济宗、曹洞宗和云门宗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以南华寺为中心的临济宗势力尤大。元朝之后，一直到明中叶，岭南佛教的发展陷入停滞。明万历以后，特别是明末清初的社会变迁，为禅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明末清初的岭南佛教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曹洞宗已压倒临济宗而成为最为强大的宗派。中国禅宗史上历来有所谓“临天下，曹一角”的说法，但对这一时期的岭南来说，此“一角”的势力非常壮大。事实上，清代岭南的曹洞宗僧人多出自无明慧经的门下。慧经（1548—1618）号无明，抚州崇仁人，是明末曹洞宗的主要代表。因长期住持建昌府新昌（江西黎川县）寿昌寺，故被称为曹洞宗寿昌系。门下有四大弟子，即寿昌元谧（1579—1649）、博山元来（1575—1630）、晦台元镜（1577—1631）和鼓山元贤（1578—1657）。慧经之后，元谧继之住持寿昌寺二十余年。元来的知名弟子有长庆道独（1600—1661）等，道独曾在广东罗浮、福建雁湖等地传禅，晚年住持广州海幢寺，并使之成为后来曹洞宗的重要基地。道独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天然函罡（1608—1685）和祖心函可（1611—1659），人称粤中两个怪杰。函罡，字丽中，号天然，番禺望族曾氏子。少习经史，1633年举乡荐，次年从道独出家，成为曹洞宗三十四代传人。函罡门风高峻，气节凌然，甚受明末遗民的崇敬，其门下弟子多是明代遗老或著名文士，如今释、金从等。元镜，字晦台，别号湛灵，福建建阳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随慧经出家，晚年归隐武夷石屏山，人称“武夷第一代禅祖”。元镜注重个人隐修，影响不大。他的弟子觉浪道盛，却颇负盛名。道盛（1592—1659），号觉浪，别号杖人，福建浦城人，俗姓张。十九岁出家，万历四十四年（1616）到江西给无明慧经庆寿，受具足戒，后来拜元镜为师。从万历四十七年起，在江南各地弘传禅学四十年，声名远播。道盛的嗣法弟子有二十七人，得戒剃度弟子不可胜数。在他的弟子中，许多都是以“宰相身现比丘相”的遗民僧，被奉为澳门普济禅院始祖的石濂大汕（1633—1705）就是其中影响很大而又颇富争议的人物。除了很有势力的曹洞宗外，明末清初的岭南禅宗还有木陈道忞的弟子天拙宗、雪樵朴和玉林通琇的弟子行森等临济宗人，及以光鹫为代表的云门宗人。清中叶以后，国运不昌，战乱频仍，禅宗在全国范围内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虽然在清末民初，也曾出现过虚云之重振南华、中兴云门与太虚之佛教革命等振兴佛教的努力，但从整体而言，佛教的式微是显而易见的。

（二）从译经僧到遗民僧

　　 若从岭南佛教僧侣的构成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岭南佛门的僧徒结构都具有自己的特点。简单地说，两晋南北朝时是译经僧，唐宋时是市井僧和流放僧，明清之际是遗民僧。“他们的出现与岭海之间的文化地域有什么关系，这既是宗教地理的问题，又是文化地理的问题”（注：蔡鸿生著：《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页。）。同时，这些不同性质的僧侣又给岭南佛门带来了新的不同的风格，输入了新的血液。

　　 广州自汉武帝以来就是内地通往南海的重要港口，至唐时成为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这条历史悠久的海上通道，同时也是传播“海潮音”的重要途径。冯承钧在其所著《中国南洋交通史》中说：“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西域之于阗也。……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版，第8—9页。）魏晋以来，活动于岭南的译经僧很多，
　　 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译经僧通过翻译和讲习，把许多重要的佛教经论介绍到中国，带来了佛教的新观念，并培养了一大批佛学人才，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贡献至巨，岭南也因此成为著名的“滨海法窟”。

　　 市井僧和流亡僧是岭南佛教中的一大特色，对岭南佛教思想和风格的演变有很大的影响。“市井僧是岭南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他们贫富悬殊，各行其道，不受佛门清规的制约，经商娶妻，僧其名而俗其实。”（注：蔡鸿生著：《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2页。）唐宋时期的岭南，这种经商婚居的市井僧很多，并有一特殊的称呼曰“师郎”。唐末高州刺史房千里所著《投荒杂录》中说：“南人率不信释氏，虽有一二佛寺，吏课其为僧，以督责释之土田及施财。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曰师郎。”（注：《太平广记》第483卷。）庄绰《鸡肋编》的描述更有趣味： “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商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尝有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来，喧呼‘王郎至矣！’视之，乃一僧也。客大惊骇，因为诗曰：‘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这种情况“属于岭南佛门的化外现象，在宗教上是荒谬的，在历史上则是合理的。他们把出家当生计，虽剃发易服而未脱骨换胎，继续保持俗心俗行”。“表明佛教文化在岭南的展开，并非纯之又纯，而是变异多端的”（注：蔡鸿生著：《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