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能以“祀坛”的年代确定普济禅院的始建年代，那么，前述该院建于崇祯五年的说法根据何在呢？证据有二：一是普济禅院大雄宝殿古铜钟。李鹏翥在《澳门古今》中说：“普济禅院的大雄宝殿，庄严宏伟，内供三尊三宝佛像，俱是丈八金身，魁梧奇伟；旁悬一个大铜钟，古色斑驳。原来这个铜钟在《香山县志》中有所记载：‘普济禅院钟款，右钟在澳门望厦村，款云：崇祯五年。’”（注：李鹏翥著：《澳门古今》，三联书店香港分社／澳门星光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215页。）若此说属实，则此庙始建之年当为崇祯五年（1632）。因为铜钟应是立庙的基本必须用品之一，而且是长久性的耐用品，故开光启用后无特别原因就不会更置。二是普济禅院后山的普济寺普同塔。据普济禅院上任住持慧因在塔后的碑志上称：“本山自天启三年由循智祖师斥衣钵资购下，崇祯五年建斯普同塔。雍正癸卯比丘天树、乾隆丙午比丘静持、同治癸酉比丘畅澜均重修之。至民国丙子，塔渐颓毁，比丘遐龄、比丘济航经营之，遂成今观焉。”此碑志所提供给我们的明确信息，正如《澳门宗教》的作者之一郑炜明所说：“由此碑志我们可以推知普济禅院或最迟于明朝天启三年（1623）起已开始经营，创院祖师为循智大师，而普同塔则始建于明崇祯五年（1632），立志的慧因大师乃普济禅院的前任住持，他的说法应该可信。”（注：郑炜明、黄启臣著：《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11月第1版，第13页）至于普济禅院的创建时间，虽无明示，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创院祖师循智大师于天启三年开始斥资经营，九年之后即崇祯五年普同塔建成，这一时间恰与普济禅院大铜钟的款文相符。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普同塔的建成时间就是普济禅院的落成时间，同在崇祯五年。这样规模的一座寺院，从筹划至建成，历经九年时间，是完全可能的。而若因此认为“寺庙建于明末天启年间，1623年投入使用”（注：李桂玲编著：《台港澳宗教概况》，东方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442页。），则显然属于误断。

　　 普济禅院是澳门最古老巨刹，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建筑雄伟。《澳门纪略》曰：“旧有普济禅院。”《香山县志》亦云：“普济禅院在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原名观音堂，在昔日望厦村的东面，因供奉观音菩萨而得名。在望厦村的西面，原有一所观音古庙，是土著村民所建，规模较小，每逢观音诞辰，只许本地村民膜拜，排挤外地信众，因此当时居澳的福建籍人士便发起建成比原古庙更为轩昂的观音堂。观音堂建成后，三百多年来，几经扩建，终于发展为规模巨大、庄严宏伟的普济禅院。

（二）开山祖师大汕

　　 普济禅院建立不久，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明清鼎革，遗民逃禅成为时代风潮。在这股汹涌澎湃的遗民浪潮冲击下，岭南佛门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仅皈依在曹洞宗第三十四代传人天然函罡座下的“今”、“古”两辈遗民，包括出家者和居士，就有一百多人。（注：陈伯陶著：《胜朝粤东遗民录》卷四。）遗民逃禅的风潮不仅对岭南佛门有巨大的影响，对澳门佛教的影响也是至深且巨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明末清初的遗民僧，掀起了澳门佛教的第一次高潮。

　　 遗民僧中对澳门佛教影响最大的，首推石濂大汕。  大汕（1633 —1705）字石濂，亦作石莲、石湖，号厂翁，亦号石头陀。俗姓徐，江苏吴县人（一说江西九江人）。大汕“幼而警敏，善画仕女。作诗有佳句，有故出家，踪迹诡秘”。（注：潘耒：《救狂砭语》，第55页。）大汕出家的原因不详，有说其曾当过府县门役，因“以讼亡命”而“剪发为头陀装”。（注：《南海百咏续编》注，见《独漉堂集》，中山大学出版社。）中年以后，大汕来到广州，在广州一住30年。初时以卖观音画为生，后得平南王尚之信赏识，住持广州城西长寿寺。大汕交游广阔，经常出入官绅、士人中间，与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吴梅村、陈其年、高士奇、王士祯等名流都有交往。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春，大汕应越南阮主时代的显宗阮福周（明王，1692—1725）之请，前往顺化、会安传法。次年满载金银珠宝而归。此时，大汕与岭南名士潘耒交恶，与屈大均等亦皆失和，康熙四十一年（1702）被粤东按察使许嗣兴以“讼上”、“通洋”等罪名擒治，押解至赣州，至于山寺，皈依者甚众，又为江西巡抚李基和逮解回籍，死于常山途次。

　　 大汕天资独具，颇有匠心，能诗会画，通星象律历，善园林设计，喜新奇器玩。著述甚丰，但多已不存，主要著作有《离六堂集》和《海外纪事》。1696年秋大汕回广州后，出巨款修建长寿寺、峡山寺，并扩建澳门普济禅院。长寿寺位于广州城西郊，万历三十四年（1606）巡抚御使沈正建所建，至康熙初已废。经大汕重修的长寿寺，“文木为梁，英石为壁，曲房奥室，备极精工”（注：张渠：《粤东闻见录》。），具池沼、园林、宫室之胜。内有离六堂，池水与江潮相通，池上复有小桥。清远峡山寺，又名飞来寺，为平南王尚可喜所重建，后转赠大汕作为长寿寺下院。澳门普济禅院祖师堂，是专门纪念禅院开山祖师大汕和尚的内堂，堂内悬挂着大汕的自画像，画中法师长发披肩，目光坦荡。两旁的对联“长寿智灯传普济，峡山明月照莲峰”，道出了他的传法业绩，也透露出这些寺院之间的密切关系。

　　 清代的曹洞宗僧人多出自湛然圆澄和无明慧经门下，其中，前者习称云门系，后者习称寿昌系。清初曹洞宗中影响较大的禅师，乃多出自寿昌系。石濂大汕就是属于曹洞宗寿昌系的僧人，关于其禅法传承，历来争论颇多。大汕的早期学法经历，难以详考。据称曾印法于觉浪道盛，他也自称是道盛的嗣法弟子。

　　 大汕著有《证伪录》一书，批判由霁仑超永等编的御序《五灯全书》。大汕反对《五灯全书》把觉浪定为曹洞宗三十三世之说，而将觉浪定为第二十八世，他自己当然也就是第二十九世传人。这一说法虽然在当时不能被大多数僧侣、文士所接受，但却被澳门普济禅院所承认。今天普济禅院祖堂中的《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上写“洞宗第二十九世开建长寿飞来石濂大汕太祖太老和尚”（注：郑炜明、黄启臣著：《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11月第1版，第17页。），将大汕视为开山祖师，尊崇备至。

　　 大汕的禅法思想和人格特征，包括其俗世化倾向、三教合一观念、禅净一致理论与实践、不忍忘世的情怀、富有商人气息的风格等等，都明显地受到了岭南佛教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澳门佛教的特点与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