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汕晚年虽然受到清当局的逮解和许多士大夫的冷落与批评，被贬为“混迹法门，追逐名利的投机家”，被称为“妖僧”，以至死于押解途中，但在澳门，由于大汕对普济禅院的重修，和他对发扬和坚持中国佛教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而受到普济禅院及澳门佛教界的一致推崇。可以说，说到澳门佛教，不能不说普济禅院；而说到普济禅院，则不能不论及大汕和尚。

　　 大汕之重修普济禅院，其意义不仅在于使这一澳门的最古老寺院有了远胜昔日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在17世纪末中西文化交错杂陈的澳门，通过对普济禅院的重修，使这一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寺院成为坚持和保存中国文化的阵地，同时也成为明末清初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士大夫的雅集之所。

　　 在17世纪末的澳门，西方天主教正通过这里传向中国内地。此时的澳门，教堂林立，教士聚居，教徒纷杂。中西文化相互交错、相互矛盾、相互融合，西方教堂与东方禅林并列杂陈，中华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在这个时候，大汕重修普济禅院，尤如树起了一座中华文明的丰碑，对于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扬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重修之后的普济禅院，同时也变成了不肯降清的明末遗民文士的聚集地。慵叟在《澳门杂诗》中说：“明末诸遗老多为澳门之行。”而来澳门，又多居于普济禅院。现在，普济禅院中仍存有迹删的草书屏条、天然函罡的行书诗轴、澹归和尚的《丹霞日记》和行书条屏、罗岸先画的《米南宫拜石图》、黎简的行书对联和隶书中堂、陈恭尹的诗幅等等。“普济禅院在三个多世纪中成为了在澳门这个中西文化杂陈的都市中保存和展示中华文化的中心地”（注：姜伯勤著：《大汕大师与禅宗在澳门及南海的流播》，《文化杂志》第13、14期，澳门文化司署出版，第131页。），这与大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三）近代的振兴

　　 经历了清初佛教的短暂兴盛，到了清中期以后，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不可避免的衰落趋势，澳门佛教的发展也陷入停滞。到了清末及民国初年，随着大陆佛教复兴运动的蓬勃兴起，澳门佛教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澳门佛教在近代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寺院的普遍重修和扩建上。寺院是佛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寺院的多少和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兴盛或衰落。普济禅院经过大汕的重修之后，清嘉庆戊寅年（1818）又重修了一次。经过这次重修，禅院已颇堂皇，但内部左右偏殿，还未有西厅各堂，东厅亦只有数楹，僧舍过少，名实未符。到咸丰年间，历经40年的风雨侵蚀，詹牙殿角，已呈飘颓。当时住持畅澜和尚发起募捐，于咸丰八年戊午（1858）大事重修，东偏拓展园亭，增建僧舍，西厅各堂及地藏殿亦相继落成。今日所见的普济禅院，其大致规模，即于是次重修扩建而奠定。（注：李鹏翥著：《澳门古今》，三联书店香港分社／澳门星光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219—220页。）

　　 另外，澳门佛教净土宗寺院菩提禅院（约始建于1933年）和无量寿功德林（始建于1925年）皆始建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属于澳门禅宗另一重要派别临济宗的寺院药王禅院（始建于1933年）和竹林禅院（始建于1911年）亦创建于这一时期。

　　 观音信仰是澳门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观音庙的修建和扩展与佛教的发展状况是同步的。这一时期，在澳门本岛及离岛新建的观音庙有位于氹仔的观音岩庙（建于1871年）、位于氹仔墟的观音堂（约建于1902年）等，位于路环九澳的观音古庙也于1839年得以重修，位于澳门旺厦的观音古庙更是于1867、1876和1882年数次重修（注：郑炜明、黄启臣著：《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11月第1版，第14页。）。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佛教在近代澳门的兴盛与发展。

　　 澳门佛教在近代的发展与繁荣，还表现在佛学教育的开展、佛教组织的创立以及佛教出版物的出现。澳门女子佛学院即始建于这一时期，创办者是香港绅商何东的夫人张莲觉居士。张居士也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徒，热心公益，为了改善港澳地区的女子社会地位，于1929年在澳门和香港两地分设宝觉日夜义学校，又在澳门无量寿功德林创办女子佛学院。女子佛学院得到了功德林创办者张玉涛居士的大力支持，招收了数十名港澳学生，在此研习佛学，接受教育。后来由于张玉涛居士出家离职，佛学院无人授课，自行停办。

　　 本世纪30年代末，竺摩法师从内地来到澳门，不久，在澳门创办了澳门佛教界历史上第一份自己编辑出版的佛教刊物——《觉音》月刊，编辑部设在位于三巴仔街的无量寿功德林。《觉音》的创办成为沟通澳门佛教界和内地佛教界的重要桥梁，为澳门近代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尹法显居士创办的澳门佛学社是澳门最有影响的佛教组织之一，该社曾于1951年8月17日出版《无尽灯》创刊号，该社社长也是竺摩大师；澳门佛学社在1952年曾开办澳门佛学社佛教平民义学，收学生40余人；1953年又邀得香港的弘经法师至澳门宣讲《心经》。1953年秋天，比丘尼净觉、觉源两师徒创办澳门净觉学社，有学生40余人。

　　 本世纪40年代末，澳门佛教界还有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情，就是虚云大师的澳门弘法。1947年农历八月初一日，应澳门佛教僧俗释宽如、释宽荣和李民欣居士的邀请，虚云大师来到澳门讲经说法，在平安戏院开示归戒。此次说法，盛况空前，影响甚大，皈依者众多。在说法中，虚云首先宣说什么是“法”，认为“法者即众生心，众生心与佛心本无二心。是心具足一切法，即法即心，即心即法”（注：郑炜明、黄启臣著：《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11月第1版，第18页。）。

　　 然后依次讲三归五戒，“佛虽说种种法门，无论大小乘戒，皆以三归五戒为根本……故三归五戒，是导世之良津，拔苦与药之妙法”。因此，“先释三归，次明五戒”（注：同上引书，第19页。）。在对三归五戒的阐述中，他把三归和五戒归结为“一心”与“摄心”，认为，三归“虽名三种三宝，其实唯是一心，更无别法”（注：同上引书，第20页。），若要不犯五戒，“重在摄心，妄心若摄，分别不起，爱憎自无，种种恶业，何由而生”（注：同上引书，第23页。）。虚云大师的澳门弘法，在近现代澳门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