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宣的记载中，胡师佛的塑像被“每年正月舆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两人可举，额文则开，颜色和悦，其村一岁死衰则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额文则合，色貌忧惨，其村一岁必有灾障。故俗至今常以为候俗。”“土俗乞愿，萃者不一。”[9]可见胡师佛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们的各种乞愿和预测吉凶。这与刘萨诃后来被视为观音化身是同一个道理。在王琰《冥祥记》的刘萨诃冥游故事中有观音训导这样一个情节，罪人刘萨诃正是在接受观音训导后出家为僧、精勤福业的。当然，观音训导这一情节未必是刘萨诃地狱巡游故事的原生情节，它被加入冥游故事反映的是观音信仰的盛行。在刘萨诃生存活动的时期观音信仰的弘传已经遍及南北中国。在那个战乱频仍、朝不保夕的动荡时代里，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是最受欢迎的神明。随着观音信仰广泛、全面地深入人心，观音越来越成为一个细致入微地福佑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神。正是因为观音是这样一个亲切而亲近的神，所以就出现了观音被俗化为普通人这一现象，诸如杯度为闻声而至的观音示现，天台宗第二代祖师慧思（515—577）被礼敬为观音化身，梁代异僧宝志被认为是十一面菩萨之化身，梁高祖亦被称为观音等等。刘萨诃也不例外，他很快从冥游故事中那个被观音训导的罪人而摇身变为观音的化身：“亦以为观世音者，假形化俗。”又载：“行出肃州酒泉郭西沙砺而卒。形骨小细，状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绳连。故今彼俗有灾障者，就砺觅之，得之凶亡，不得吉丧。有人觅既不得，就左侧观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寻之，还在像手。”[10]刘萨诃由一个消极的接受神谕者变为一个能够发出命令的积极的神，外来的观音被置换为本乡本土的刘萨诃，他承担着为所有信众祈福禳灾的神圣而功利的使命。

　　（二）番禾瑞像

　　刘萨诃传说和信仰蔓延在稽胡聚居地和西北地区，直至六世纪初河西走廊中部的番禾瑞像的出现将刘萨诃信仰推向顶峰。

　　这尊出现在河西走廊的瑞像以其能预测兴衰治乱而闻名。实际上在南北朝时具有此种功能的瑞像并不少见，诸如扬都长干寺育王瑞像、襄阳檀溪寺道安造金铜弥勒像、东晋穆帝时荆州城北瑞像、萧齐扶南石像、彭城宋王寺丈八金像、北齐末晋州僧护所造石像、周襄州岘山华严寺卢舍那佛像等。它们反映了一个相同的主题：战乱频仍的乱世之中对和平治世的渴望。与众不同的，番禾瑞像从北魏末年出世直到唐五代一直在西北地区发生着重大影响，而不像其它瑞像的影响仅限于易代之际。原因很简单，不论是稽胡聚居地、还是西北地区的多民族聚居地，长期以来，民族问题一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和矛盾、各民族同中原王朝之间的战争矛盾、以及在这血与火之中的民族融合，这是一幕上演了几百年的历史剧。

　　拿稽胡来说，经济文化的落后并不影响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民族。稽胡聚居地大致在今天晋陕交界处的黄河两岸，北起陕西榆林，南至山西吉县。[11]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在当时是边地与统治中心之间的中间地带，有着“外以威怀七狄，内以承卫二京”[12]的特殊的军事政治作用。这个山居民族不仅“种族繁炽”、“延蔓山谷”[13]，而且素来强悍勇敢，所谓“稽胡惮果劲健，号为着翅人。”[14]山居、人口众多、强悍勇敢构成了这一民族长时间存在的原因和理由，从西晋愍帝建兴三年（315）[15]到唐宪宗朝[16]，稽胡在历史舞台上至少活动了五百多年，才彻底完成了民族融合。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稽胡人的历史何以被正史简化为从晋代到唐初绵延不断的、由战争杀戮构成的边患。这就是番禾瑞像虽不出现在稽胡居地、但仍选择了稽胡人的神——刘萨诃作为番禾瑞像的预言者的原因，当然这也是刘萨诃这个神长盛不衰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作为稽胡和整个西北地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神，在刘萨诃的身上折射出一种混沌的、多元的民间信仰状态。他既是保佑经济的农神，又是关心日常生活的观音的化身，也是在民族矛盾尖锐、世乱人苦之时昭示和平安定的平安神。此点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刘萨诃信仰复兴时体现得更为具体：刘萨诃成功地预言了莫高窟，成为开窟这种佛事活动的功臣；[17]他的锡杖划出宕泉，为敦煌带来涓涓流水；[18]以及战争的停止，国家的富强，政治的清明，家族的安康发达，个人和家人今世的幸福，来世升入天国……纵观刘萨诃信仰的形成过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刘萨诃这个神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基于民众的需求。祈福禳灾的心理祈愿一直是民间各种宗教信仰的主导思潮，魏晋南北朝隋唐时在多民族聚居的西北地区突出地表现为中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引起来的战争和杀戮，发展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刘萨诃的价值恰恰集中地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因此，这个神不仅被创造出来了，而且能够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和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发生着持久的影响。

二、刘萨诃信仰的传播方式

　　随着刘萨诃的成佛成神，也就形成民众对刘萨诃的信仰。因为这种信仰长期存在，它就需要借助一定的形式来存在。或者说，民众在长期信仰的过程中形成了传播和表达信仰的一些稳定的形式。我们通常说内容决定形式，用在佛教传播中可以说信仰状态决定信仰形式和传播方式；但是形式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内容，而且相对内容而言，形式总是稳定的。所以，通过研究传播方式来研究佛教信仰在民间的传播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在此我们试图通过刘萨诃信仰的传播方式来窥探中古时期佛教在民间传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一）传闻

　　显而易见，从残存的记载来看，构成刘萨诃信仰的是充满了神秘灵异色彩的不断地增殖繁衍的“传说”的碎片。如果把这些传说还原到它们产生之初，可以肯定它们就是各种各样的在民间流行的“传闻”。王琰《冥祥记》中的刘萨诃冥游故事依据的就是民间传闻，当然，魏晋六朝乃至后来所产生的那些被鲁迅先生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的东西，都是知识阶层对民间传闻的记录和整理，知识阶层之所以会对这些传闻表现出异样的兴趣，那是因为在对待地狱、报应、救赎等问题上他们与民间佛教信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果按照记录人来分类，那么今存的刘萨诃传说可以分成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