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地接西域，佛教由印度、西域经此而东传中原，以其地理之利，长期成为佛教繁荣和文明昌盛之地。隋唐时期，全国统一，文化昌盛，佛教兴盛。敦煌的佛教亦得到了充分发展，先后设立了龙兴、大云、开元等官寺，并建造了莫高窟北大像（96窟）。[1]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强盛转向衰败，吐蕃乘机侵吞河西，经十一年攻城，于贞元二年（786）占领了敦煌。[2]自此至848年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贵族的统治，吐蕃王朝一直占领敦煌，实施了长达60余年的统治，对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陷蕃时期，由于吐蕃统治者保护扶持佛教，敦煌佛教得到迅猛的发展，并避过了会昌法难（844～845），佛教信仰在敦煌保存了一脉相承的发展，对敦煌历史文化的影响既深且远。这一时期，莫高窟开窟不止，寺院、僧尼不断增加，兰若数量、寺户数量均猛增，抄经活动频繁，敦煌佛教呈现一派繁荣景象，[3]并呈现出一种更社会化、民间化的倾向，民间信仰佛教非常流行。

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文献，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保存了大量丰富的吐蕃资料，既有汉文，也有藏文。藏文文献目前已知编号文献有5000卷，可以说仅次于汉文写卷，占居敦煌出土文献的第二位。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献中，宗教文献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尤以佛教文献为多。集中表现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著名的僧人法成、昙旷及王锡等人的论著、讲学笔记、佛经注疏等的完整保存。这些藏汉文资料，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国内外学者对吐蕃文书写卷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并利用这些文献对汉地禅宗在吐蕃的传播情况、西藏佛教史上吐蕃佛教顿渐之争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成果颇丰。[4]黄颢《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一文则从窟寺营建程式、寺院僧人、译经制度等方面探讨了敦煌吐蕃佛教的特点，认为此期为藏汉混合的佛教文化，并分析了敦煌吐蕃佛教的意义。[5]

对吐蕃佛教及敦煌陷蕃时期佛教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佛教典籍、高僧大德及其译经事业及寺院僧侣信仰的研究，而忽略了佛教信仰的另一层面——民间佛教信仰。除佛教经典及相关历史文书文献之外，敦煌文献中大量的愿斋文、写经题记、碑铭赞、变文、牒状等以及相当数量的敦煌石窟艺术品为我们研究吐蕃时期敦煌佛教文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本文即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资料，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民间佛教信仰试加梳理考察。

民间佛教信仰以世俗民众及下层僧侣为主体，不注重佛教义理，而侧重信仰实践，以经像崇拜为中心，以开窟建塔、供奉经卷、写经诵经、雕像布施、礼拜斋戒等实践性宗教活动为信仰方式。他们虔诚地信奉神佛，广作功德，希望能得到佛、菩萨、天王、龙王等的护佑，祈福得福，消灾避厄。在对佛教的普遍信仰中，佛教的一些教义、教规、仪式已经世俗化、社会化、生活化，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房屋中设置经堂，供奉三宝，挂经幡，念诵真言，拜佛，转经，布施，放生等等。这些活动大都来源于佛教思想或佛教仪轨，但操作起来更方便直接。佛教信仰深刻影响着敦煌民众，支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使他们热心投身于种种佛教功德活动，主要表现在写经祈福、造像供养、各种佛事活动等方面。

一   写经祈福

吐蕃统治者笃信佛教，在敦煌大兴法事，广度僧尼，并派遣吐蕃高僧大德管理敦煌佛教。写经为信仰佛教、敬佛崇法的功德之一，吐蕃贵族组织了大规模的写经，写经成为此一时期的官方事业，许多敦煌民众参加了官方写经。英国东方学家、古藏文专家F.W.托马斯在其《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中刊布了2件有关沙洲寺院写经的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