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沙洲14号文书，卷56，73-74页：此文书是某寺庙抄写佛经的事务记录。寺庙负责组织监督抄写人为世俗官吏写经，写经完成后，寺庙便发送经卷，并呈报他们的结算帐目。写经规模很大，抄经人多达八十人，校对人达二十人，支付给抄经人的报酬是口粮。所抄经为《大般若经》和《无量寿宗要经》，有藏文，也有汉文。[6]

2.沙洲15号文书，558，卷69，53-56页：此文书为马年和羊年《大般若经》写经分配簿，种福田者为吐蕃太子。附有写经生分配纸张的名单，并有管理规定。[7]

藤枝晃、西岗祖秀、上山大峻、高田时雄等先生对吐蕃时期敦煌的写经事业做了研究。[8]官方写经主要为汉蕃两文的《无量寿宗要经》与《大般若经》，是吐蕃赞普亲自发愿而写，写经人来自汉人三部落即曷骨萨部落、悉董萨部落及宁宗部落，以部落和将为单位组织写经，设监督官和经卷收集官。另外还有同是汉蕃两文的《金有陀罗尼经》写经。其它的藏文写经材料有P.999《无量寿宗要经出借证书》、P.3243v《丑年至寅年大般若经写经分配簿》（高田时雄拟名）等，另外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125《大乘稻竿经疏》背面罗列了二百多人所属部落名和捐献的经卷分量，每人捐献的数量常常达到几十帙之多，施入经卷规模很大。[9]

除了官方组织的大规模写经外，还有为数众多的私人写经，说明敦煌民众笃信佛教，写经做功德已是他们的共识。普通民众所写经品种较多，不再局限于大部头的《大般若经》和《无量寿宗要经》，还有《净名经关中疏》、《金刚般若经》、《维摩诘经》、《灌顶经拔题记》、《妙法莲花经》、《思益梵天经》、《新菩萨经》等三十多种经籍。写经题记的篇幅从十数字到数百字不等，从中可看出吐蕃时期敦煌民众虔诚的佛教信仰和祈求佛菩萨保佑的各种愿望。[10] 

祈愿佛法保佑国泰民安、合家平安、消灾除障的如 S.3485《金刚般若经》题记：

大番（蕃）岁次己巳年（789）七月十一日，王士浑为合家平善、国下（不）扰乱敬写。

北奈字42 《金刚经陀罗尼咒》题记：

为正比丘尼写法华经一部，写金光明经一部，金刚经一卷。以上写经功德，回施正比丘尼　　 承此功德，□愿生西方，见诸佛闻正法悟无生。又愿见在合家平安，无诸灾障。未离苦者愿令离苦，未得乐者愿令得乐，未发菩提心者愿早发心，未成佛者愿早成佛。

巳年六月廿三日写讫。

也有为先亡父母祈福、愿往生净土而写，如S.1864《维摩诘经卷下》题记云：

岁次甲戍（794）九月卅日，沙州行人部落百姓张玄逸，奉为过往父母及七世先亡，当家夫妻男女亲眷及法界众生，敬写小字维摩经一部。普愿往西方净土，一时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