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

记》中云洪_言凿七佛之窟，钻金画彩，不可计之。”普通信众并无经济能力开窟，他们或结社以社团开窟造像、补修和重修先代洞窟，或以供养人身份参与造像。如补修莫高窟205窟，现存该窟西壁的社人供养题记就有近30条。[13]P.2991《莫高窟塑画功德记》对此做了记录和赞颂，参与开窟造像的社人当中，有刘、王、李、程、马、雷、张、平、孙、顾、薛、范、樊、胡诸姓，[14]可见参与的社人之多。个人供养如176窟北壁、南壁真净“奉为过世父母敬造”地藏菩萨，[15]225窟东壁“佛弟子王沙奴敬画千佛六百一十躯，一心供养”、“女弟子优婆夷郭氏为亡男画千佛六百一十躯一心供养”。[16]

这时多供佛多得福报的信仰已形成多造像多供佛的宗教信仰实践活动，将经变画绘于占画壁五分之三的上部，下余五分之二绘装饰屏风画，形成了以佛帐龛为中心、屏风画周置四壁、内容一新的“佛殿”式洞窟的规范化布局。吐蕃时期的壁画内容，在继承尊像画、经变画、密宗图像、供养人画像、装饰画的同时，经变画、密宗图像的数量与内容都有新发展，还出现了瑞像画。据李其琼先生统计，吐蕃时期壁画计有十方净土变10铺、涅槃变4铺、法华经变6铺、观音经变2铺、天请问经变11铺、报恩经变6铺、金光明经变4铺、金刚经变8铺、华严经变6铺、楞伽经变2铺、报父母恩重经变1铺、思益梵天所问经变1铺等共计17种经变题材，169铺变相，上述后七种是吐蕃时期新增的题材。这时经变内容、篇幅、数量之多均为前所不及。维摩诘经变吐蕃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出现了吐蕃赞普礼佛图，侍立在维摩诘居士帐下的各国王子皆退赞普侍臣之后，形成赞普与华夏帝王并驾礼佛而平分秋色的局面，代表洞窟如莫高窟159、231、237、359、360等窟。直到大中二年吐蕃势力退出敦煌，才恢复以华夏帝王为至尊的维摩诘经变，如实地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的特定历史政治形势对敦煌艺术的影响。

吐蕃时期密宗画像的数量和内容逐渐增加，常见的有千手千眼观音、不空绢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地藏、毗卢舍那、东方不动佛、释迪曼茶罗、毗沙门天王天王、文殊变、普贤变、千臂千钵文殊、八大菩萨曼茶罗等20余种。这时画的最多是千手千眼观音、不空绢索观音、如意轮观音等以观音为主的尊像，以毗沙门天王王、文殊变、普贤变、新出的千臂千钵文殊、八大菩萨曼茶罗等皆较有规模。这一时期壁画中还出现了大量瑞像画，集中画在佛龛盝顶四披的小方格内，主要有： 酒泉释逸牟尼佛瑞像、番和瑞像、鹿野院（苑）瑞像、于阗国舍利弗毗沙门天王决海时、救苦观世音菩萨等40余种瑞像。[17]

沙武田详细考察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指出敦煌石窟供养人画像在吐蕃统治时期的变化: 一是供养人画像大大减少，有相当一部分洞窟没有画供养人。二是供养人画像首次出现于洞窟主室东壁门上,如231、359、91、238、471等窟。三是吐蕃装的出现以及吐蕃装与唐装供养人画像同时并存于洞窟,一般是男供养人为吐蕃装,女供养人为唐装,如240、359、361、220等窟。四是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的供养人僧人多于世俗人。

按照吐蕃统治者的政策,敦煌民众不可以穿唐装,人们只有放弃画像，所以洞窟壁画中供养人画像大大减少。但由于虔诚的佛教信仰，人们开窟的思想中又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与需求,不把自己或亲人画像入窟,总是无法满足心理的需求。所以出现了东壁门上画先世父母像供养像、汉装与吐蕃供养人画像共处一窟的情形。男供养人像为吐蕃装,女供养人像为唐装。表明吐蕃民族政策在服饰上对汉族妇女的要求要比男性宽松一些，男性要求必须穿吐蕃服饰，而汉人女性则相对自由。这种蕃唐混合的着装方式是当时洞窟营建者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表现个人与家族的供养心理与需求。[18]

造像恭敬供养者，随心而降福；礼拜赞叹佛像者，应愿以消灾。祈愿一切生、老、疾、苦、死皆得解脱，灾障不起。正如日本天理图书馆藏《佛说天皇梵摩经卷第七》尾题后愿文所言：

夫妙像庄严，佛法无量无尽。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不敢轻慢，恭敬供养。一切生、老、疾、苦、死，皆得解脱。灾障不起，长夜安隐，诸怖远离。

长庆三年（823）七月，佛弟子令狐慈，灭割家财，敬造《佛说天皇梵摩经》一部供养。[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