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对《刘萨诃因缘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民间传闻与讲唱艺术相结合，成为一种更有效的传播方式。同时，讲唱这种传播方式又促进了民间叙事文学的发展，使之成为白话小说的源头之一。

　　（三）造像与壁画

　　造像这种表达和寄托信仰的方式随着佛教信仰的入华而传入的，汉末已有佛像的制作和供养。当然，只有信仰某一神明才会为之造像。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关于刘萨诃的最早造像是定阳瑞像。《因缘记》在记载刘萨诃为驴耳王治病之后，王造了一尊和尚的塑像送到定阳以表感激，定阳正是刘萨诃家乡。该像能轻能重，“擎轝之人，若有信心之士，一二人可胜；若无信心，虽百数，终不能举。”这与道宣看到的正月里舆巡村落的胡师佛塑像是一一致的：“去住自在，不惟人功。”刘萨诃造像的出现是刘萨诃信仰形成的一个标志。随着番禾瑞像的出世，刘萨诃信仰在民间达到一个新高峰，加之权力阶层从中明确地引申出“惩革胡性”[24]、“革顽嚣”[25]的主题，从而对其大力倡扬，如隋炀帝“令模写传形”，[26]番禾瑞像由是得以化身千亿。今天，在四川的安岳石窟[27]和敦煌莫高窟，仍然保留有番禾瑞像的塑像。我们认为，造像不仅是寄托、表达信仰的方式，同时也是传播信仰的方式；而且相对传闻和讲唱，造像这种传播方式更为直接和稳定。

　　在佛教入华之前传统的祭祀、信仰方式中，图画形象比雕塑形象更为普遍，故而在造像艺术发展的同时图画艺术也是齐头并进的。将塑像之神变为画像之神，不仅成本大大降低，而且由于携带方便等优点传播起来也更为便利。图画艺术的优越性当然不只体现在这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比雕塑艺术有着更大的容量——它能容纳故事，它可以表现情节。莫高窟72窟南壁的“刘萨诃与凉州圣容佛瑞像史迹变”的大型壁画保留了大量的刘萨诃传说[28]，较之以文字形式保留刘萨诃传说最多的《因缘记》毫不逊色，二者堪称刘萨诃研究材料中的双璧。除72窟的大型壁画之外，98窟、61窟、[29]以及斯坦因《千佛图录》中的绢画[30]里均有关于刘萨诃和番禾瑞像的故事画。

　　让我们抛开这些故事画的文物价值，从传播方式这一角度来重新审视它们的功能和价值，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创造这些故事画的依据是传闻，或者说以图画的形式来展现传闻，创作动也是显而易见的——以一种形象的视觉艺术来打动信众的心、使信仰深入灵魂。而且，在具体的使用上，故事画常常与讲唱艺术相配合，例如变文与变相之结合。至此，在传闻、讲唱与壁画三者之间找到一个交集，也就是文学、音乐、美术三者的交集。这三种传播方式在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之中共同发展。

　　总之，借助“母题”这种民间故事的结构和传播方式，刘萨诃传闻组合了晋唐之间佛教中流行的众多观念、信仰和实践，使之在传播中呈现出多重功能。这种母题众多、灵验备出的传闻故事引起了知识阶层和权力阶层的重视而被载史册；同时，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传闻与音乐和美术相结合，不仅使刘萨诃信仰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同时也促进了民间叙事文学、讲唱艺术和绘画艺术的发展。

　　本文原载《东方丛刊》2006年第3辑，麦永雄主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注释：

[1]萨诃，又作萨何、萨何、萨和、屑荷、苏何等，大约是因为稽胡语“蚕茧”音译的缘故，并无固定准确的写法。今从敦煌文献，采用“萨诃”。

[2]参王琰《冥祥记》，《法苑珠林》卷八六引，载《大正藏》第53册，p919b—920b。又参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p351—534。

[3]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五，载《大正藏》第50册, p0644c—645a。

[4]道宣《续高僧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道宣律师感通录》等均载有番禾瑞像事。

[5]《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载《大正藏》第52册，p434c—435a。

[6]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五，载《大正藏》第50册，p0644c。

[7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宋代地理书四种》本。

[8]《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载《大正藏》第52册，p434、435a c。

[9]同上。

[10]同上。

[11]参林幹《稽胡（山胡）略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p148—149。

[12]《全唐文》卷五七载宪宗《授张宏靖太原节度使制》。

[13]《周书·稽胡传》。林幹《稽胡（山胡）略考》一文做过一个统计：“截至公元418年约为30万，截至579年约为69—82万。这些数字，仅为内附、死亡和被杀之数，仅占稽胡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其余絶大部分未见于载籍者尚未计。”

[14]《周书》卷二七《韩果传》。

[15]林幹据《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卷六七《温峤传》所载此年春二月晋司空刘琨之右司马温峤西讨山胡事，将稽胡有明确历史记载的时间姑系于此年。参林幹《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版。

[16]《全唐文》卷五七载有宪宗的《授张宏靖太原节度使制》有云“雁塞之上，稽胡杂居”。《通鉴》卷二三七宪宗朝元和元年（806年）河东节度使严绥讨杨惠琳，“诏河东、天德军合击惠琳，绶遣牙将阿跌光进及弟光颜将兵赴之，光进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东军皆以勇敢闻。”

[17]敦煌本《刘萨诃因缘记》载：“莫高窟亦和尚受记，因成千龛者也。”

[18] S．2113V《沙州龙兴寺上座沙门俗姓马氏香号德胜宕泉创修功德记》。

[19]197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了一块天宝年间的石碑，孙修身拟名为《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参孙修身、党寿山《〈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一文，载《敦煌研究》创刊号，p102—103。

[20]以上均见《高僧传》卷十三，载《大正藏》第50冊，p0417c、4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