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中，有11件属于独立的佛教愿文，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以题跋形式出现的愿文，系回鹘佛教徒用于表达发愿超度、祈福禳灾，及兼表颂赞的应用性文字。其中既有印本，也有写本，更有碑铭题刻。从这些文献看，功德主在布施时，一般都要留下自己的姓名、官职及发愿文或功德记等，以表明自己的愿望，体现出济世度人的大乘佛教思想，是回鹘佛教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从其内容与形式看，回鹘文佛教愿文较多地受到了汉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其中不少作品以其形式灵活，韵律和谐，感情笃实，字里行间流露出真情而生动感人，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一、回鹘文佛教愿文概说

愿文是用于表达发愿超度、祈福禳灾，及兼表颂赞的应用性文字。从敦煌出土的为数众多的汉文写本看，^[1];[2]这种作品文体名目不少，除“愿文”这一名称外，尚有“发愿文”、“祈愿文”、“咒愿文”、“报愿文”、“启愿文”、“愿斋文”、“愿疏”等多种名目。宽泛一点说，敦煌发现的“回向文”、“燃灯文”、“斋琬文”、“布萨文”、“行城文”、“结坛文”、“天王文”、“患文”、“亡文”、“转经文”、“行军转经文”等，有时似乎也可被归入愿文之列。[②] 有的愿文单独成篇，有的愿文则作为题跋的一部分出现；既有佛教性的愿文，也有道教性和世俗性的愿文。^{[3][P371-387]}只是前者数量较多，后二者数量较少而已。

在论及愿文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学界常有人将忏悔文也归入愿文之列。如果把愿文理解为释门杂文的统称，那么，这种看法殆无疑义。然而，忏悔文虽然在内容上与愿文有一定关系，同属佛事活动中的应用文，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质言之，忏悔文的主旨在于忏悔，反省自己历劫以来所犯罪恶与过失，表示要悔过自新，并通过忏悔以达到消灾灭罪的目的，只是有一些忏悔文在结尾时带有发愿内容，而且有的发愿内容还很长，[③] 表示渴望得到再生，并在将来与弥勒佛相会，希望自己忏悔、事佛的功德能转让并惠及他人，一般内容较短。愿文呢？虽然有时也含有少量的忏悔内容，但它的重点却放在了发愿上，希望未来能有好的结果，即得到佛的保佑，再生兜率天宫，与弥勒佛相会，而且希望自己的功德能转让双亲、先人、兄弟姐妹、朋友及回鹘王室等。一者是痛恨过去，一者是憧憬未来，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愿文这种文体在敦煌、吐鲁番诸地出土的回鹘文写本中同样也可以看到，只是比起数以百计的汉文愿文作品（敦煌愿文类的作品总数约有600个卷号）来，^[2][P377]回鹘文愿文的数量要少得多。从现知的相关文献看，其属性大致可分为二种，其一为佛教性质的，其二为摩尼教性质的，二者在体例上颇为近似，应该互有影响，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因限于体例，这里只能就其中佛教性质的愿文进行论述。

现知的独立成篇的回鹘文佛教愿文数量不多，仅有12件，其中前9出自敦煌莫高窟，后3件出土于吐鲁番一带，这一现象与前文所述回鹘文忏悔文绝大多数来自吐鲁番的情况恰恰相反。原因何在？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吐鲁番、敦煌的文化氛围不同有关。吐鲁番是回鹘文化的中心，摩尼教流行，回鹘之佛教深受摩尼教的影响，而摩尼教是极为重视忏悔的；返观敦煌，汉文化一直占主流，敦煌出土写本中，愿文多而忏悔文少，这一因素有可能会对回鹘佛教徒产生一定的影响。现将这些回鹘文愿文的原编号、收藏号及基本状况介绍如下：

1．津艺015（58. 5. 669）《皈依三宝愿文》，原卷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残片1叶，高27厘米，宽225厘米。本为二种写经文献之残卷，由后人裱粘而连接成一件，故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其一为《妙法莲华经·嘱累品第二十二》，其二《光赞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叹等品第四》，背面为回鹘文，内容亦分二部分，《妙法莲华经》卷背存回鹘文63行，右下角有汉文“五”字，《光赞经》卷背存回鹘文18行，因二件文献中均出现有库烈（Kulay）一名，故可以认为二件文献在内容上是可以相接的；^{[4][P71-72];[5][P41-56];[6][P381-399]}

2．S. 3853《愿文》，原卷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81×28厘米，正面抄《金光明最胜王经·四天王护国品第十二》，背面有回鹘文5行；

3．P. 2909《愿文》，原卷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全长786厘米，高25. 8厘米。正面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六十，背面有回鹘文7行；[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