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杨衒之的籍贯，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王臣滞惑篇》说是“北平人”。但据《魏书•地形志》，北魏时有两个“北平郡”，一个在今河北遵化一带，属平州；一个在今河北满城一带，属定州。先师周祖谟先生根据《广弘明集》作“阳衒之”，认为“考北朝以文学通显者皆北平阳氏，如阳尼、阳固并是。至于杨氏则未之见。”周师且据《魏书•阳尼传》及《北史》，以为“颇疑衒之姓阳，且与（阳）休之同行辈”。至于《史通•补注篇》作“羊衒之”，“羊为泰山姓氏，望非北平，当为传写之误”（见《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2页）。据周师说则杨衒之当为今遵化附近的“北平郡人”。今人范祥雍先生不同意此说，认为《历代三宝记》卷九、《大唐内典录》卷四、《续高僧传》卷一、《法苑珠林》卷一百及《隋书•经籍志》等都作“杨衒之”，疑此说为“孤证只字，究难碻信”（《洛阳伽蓝记校注》第3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范书《重印说明》中则以为杨衒之“北平（今河北保定）人”。我和沈玉成先生著《南北朝文学史》时，约请谭家健先生撰写《洛阳伽蓝记》一节，他认为“北平在今河北定县（今定州市）”。现在看来，北魏的定州北平郡，其治所虽在满城北，但定县与保定当在其辖区以内。至于杨衒之究为平州抑为定州“北平郡人”，则殊难确考。
　　 设使杨衒之确定姓“阳”，那问题就很好办。因为“阳”乃平州著姓，早在十六国前燕时代，就有阳躭事慕容廆，阳骛、阳协和阳裕事慕容皝，后来北魏的阳尼、阳固和阳休之当为其后裔。问题在于多数典籍均作“杨”不作“阳”，尤其是与《广弘明集》同出道宣之手的《续高僧传》亦作“杨”，说明《广弘明集》的“阳”字，难成定论。这种因同音而误的例子，在古书中常有，只是此处涉及姓氏才连带而有了籍贯问题。不过，笔者认为不管衒之姓“阳”或“杨”和“羊”，虽都有为平州或定州人之可能，然平州的可能性却大于定州。要弄清这问题，似应首先探讨一下为什么北魏时会有两个“北平郡”？这个问题似当从十六国时代说起。原来“北平”之名，起于汉代的右北平郡，其地在今河北省东北部一带，所以平州的“北平郡”当沿自汉魏，是本名。这里在西晋灭亡时，由鲜卑人慕容廆占据。慕容廆在名义上拥戴晋朝，所以许多汉族士大夫不愿与前赵、后赵合作的，都避地于此。《晋书•慕容廆载记》：“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国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这办法与东晋南朝的侨置州郡颇为相似。当时归附慕容廆的士人甚多，平州阳氏自不必说，即使弘农杨氏和泰山羊氏，亦有可能来到平州。如《魏书•杨播传》：“杨播，字延庆，自云恒农华阴人也。高祖结，仕慕容氏，卒于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时归国，卒于上谷太守。”这里说杨结为“中山相”，说明是前燕时事，因为后燕建都中山，已改为“中山尹”（见《慕容垂载记》）。可见杨氏在前燕时已出仕，很可能居住平州。羊氏似亦有可能到过平州，因为慕容廆的随从者中，有泰山“胡母翼”，亦泰山郡人，说明羊氏亦可能到过平州。至于定州的“北平郡”，则可能是后来平州的人曾大量来到定州后起的名字，亦属侨置州郡之例。原来自慕容廆之后，经其子慕容皝到孙子慕容俊 时，乘后赵内乱，入侵中原，建立前燕，都邺（今河北临漳）。慕容 死后，子慕容 继立，被前秦苻坚所灭。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淝水之战后，前秦大败，本已归降前秦的慕容皝子慕容垂乘机复国，前燕旧臣投奔他的人很多，是为后燕。慕容垂久攻前燕旧都邺城不下，遂以中山（今定州市）为都城，因此平州人大量移居中山。太元二十年(395)，后燕被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所败，接着很快灭了后燕。北魏当时因定州多有平州北平人，故设一“北平郡”。这与南朝在京口设南徐州、襄阳设雍州是一个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多数定州北平郡人祖籍即为平州。所以杨衒之的祖籍为平州其可能性当大于定州，把他说成今遵化附近人似比说成今保定或定州市人为妥。

　　 二

　　 杨衒之的仕历，从现有史料可以知道他曾任奉朝请、期城郡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在这四个官职中，奉朝请一职见于《洛阳伽蓝记》卷一，时间为“永安中”。按：“永安”乃孝庄帝年号，相当于公元528至530年。在这三年中，孝庄帝在华林园举行马射，只有二年(529)以后才有可能。因为北朝皇帝举行马射，一般为三月三日。但孝庄帝于永安元年进入洛阳称帝却在四月，接着就是尔朱荣在河阴屠杀公卿，连孝庄帝之兄元劭亦未能幸免，自然不可能有心思去举行马射。那么，杨衒之任奉朝请时间应在永安二年左右。
　　 他任期城郡守见于《历代三宝记》、《续高僧传》诸书。按：期城在今河南泌阳，已靠近湖北，为梁与东、西魏兵争之地。这里非富庶之区，从《隋书》和《旧唐书》的《地理志》看来，户口也不多，只能算是一个中郡或下郡。据《魏书•官氏志》，中郡太守属第五品，下郡则为第六品；而奉朝请则为第七品。因此即使期城是个下郡，杨衒之也算升迁了。不过，期城据史籍记载，在孝静帝元象元年(538)以后，就为西魏攻占，不再属于东魏。那么他为期城郡守时间，应在是年以前。具体说是从永安三年即建明元年(530)至天平四年(537)这八年间。
　　 杨衒之任抚军府司马一事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各本《洛阳伽蓝记》均题“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这个官职据《魏书•官氏志》，应为五品。因为抚军将军是“从第二品”，而“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司马”是第五品，与中郡太守同等，比下郡太守高一等。若期城郡是下郡，那么他也算升了一等。这个官应该是他写作《洛阳伽蓝记》时的官职。现在看来，《洛阳伽蓝记》成书时间当在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以后，因为书中两次提到武定五年：“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原序）；“武定五年，（孟仲）晖为洛州开府长史”（卷四）。但书中称高澄为“大将军”而不称“文襄”（卷三），说明书成时高澄尚未死。高澄死于武定七年(549)九月，那么本书当成书于此前。但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卷二谈到荀济时说：“颍川荀济，风流名士，高鉴妙识，独出当世。按：荀济是武定五年八月因反对高澄被杀于邺城的。如果《洛阳伽蓝记》成书于是年八月以后，似不大可能这样称颂一个被高澄看作“谋反者”的人。以此推测，本书应成书于武定五年八月以前。以此推测，杨衒之在武定五年时仍任抚军府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