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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衒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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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寺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始知“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这段话很清楚,杨衒之是要通过写佛寺之盛衰,以哀悼北魏之亡。在这里很值得注意的是杨衒之对高欢父子的态度。对于高欢,书中只是在卷五末,提到“北邙山上有‘齐献武王寺’”一语。对于高澄,书中只在卷三述石经时提到“武定四年,大将军迁石经于邺”一语。更应该注意的是本书既作于武定五年(547)以后,但书中对普泰元年(531)高欢战胜尔朱氏以后的史事谈得极少,甚至像韩陵之战这样重大的事件及高欢入洛的情况,均一字不提。更值得注意的是高欢进入洛阳后把魏节闵帝元恭囚禁在崇训佛寺中(见《魏书•废出三帝纪》及《北史•魏本纪》、《通鉴》卷155),但本书不但未载此事,连崇训寺之名亦未提到。《洛阳伽蓝记》既然记佛寺,却忽略了崇训寺,这事很值得考虑。
   我们再看从东魏和西魏分立之后,洛阳发生了好几次重要的战争:一次是天平四年(537)西魏派宫景寿等进攻洛阳,东魏洛州大都督韩贤打败了他们,却又被当地作乱者所杀。此后,西魏独孤信攻入洛阳的金墉城,天平五年(即元象元年,538),东魏派侯景、高敖曹等围攻金墉城,高欢率大军为后继,侯景放火烧了洛阳城内外所有的官府和民居,洛阳的残破实由于此。此战西魏虽失利,却杀死了东魏枭将高敖曹。武定元年(543),西魏和东魏又在洛阳北部的邙山激战,也是东魏取得胜利。但《洛阳伽蓝记》中也无一字提到。甚至和高欢作对的宇文泰和东魏君主元善见之事,书中亦未提及。
   《洛阳伽蓝记》中对北魏君主的称呼颇可注意:书中所记大多皆孝文帝以后事;对孝文帝,书中一般称庙号(“高祖”);宣武帝则多称谥号,有时亦称庙号(“世宗”);对孝明、孝庄二帝均称谥号(其实孝明庙号“肃宗”);对节闵帝和孝武帝均只称“广陵王”和“平阳王”。这大约因为节闵帝被高欢所废,而孝武帝因与高欢失和,逃奔关中之故。但是,在书中如卷二记节闵帝亲自为赦文事及对尔朱世隆说尔朱荣当死,又同卷记卢景宣对孝武帝讲“石立社移”之事,亦称节闵帝和孝武帝为“帝”。可见他还是承认节闵帝与孝武帝为北魏皇帝。
   《洛阳伽蓝记》谈到节闵帝的部分几乎都是赞扬的,如:
   (尔朱)世隆以长广本枝疏远,政行无闻,逼禅与广陵王恭。恭是庄帝从父兄也。正光中为黄门侍郎,见元叉秉权,政归近习,遂佯哑不语,不预世事。永安中遁于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执而送之。庄帝疑恭奸诈,夜遣人盗掠衣物,复拔刀剑欲杀之,恭张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庄帝信其真患,放令归第。(卷二)
   黄门侍郎邢子才为赦文,叙述庄帝枉杀太原王之状,广陵王曰:“永安手剪强臣,非为失德;直以天未厌乱,故逢成济之祸。”谓左右:“将笔来,朕自作之。”“朕以寡德,运属乐推,思与亿兆同兹大庆。肆眚之科,一依恒式。”广陵杜口八载,至是始言,海内士庶,咸称圣君。(卷二)
   初,世陵北叛,庄帝遣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杨文义各领兵三千守太行岭,侍中源子恭镇河内。乃尔朱兆马首南向,仵龙、文义等率众先降,子恭见仵龙、文义等降,亦望风溃散。逃遂乘胜逐北,直入京师,兵及阙下,矢流王室。至是论功,仵龙、文义各封一千户。广陵王曰:“仵龙、文义于王有勋,于国无功。”竟不许。时人称帝刚直。彭城王尔朱仲远,世隆之兄也,镇滑台,表用其下都督□瑗为西衮州刺史,先用后表。广陵答曰:“已能近补,何劳远闻!”世隆侍宴,帝每言:“太原王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罪亦合死。”世隆等愕然。自是已后,不敢复入朝。(卷二)
   普泰元年,广陵王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宜放还山林。”狮子亦令送归本国。送狮子者以波斯道远,不可送达,遂在路杀狮子而返。有司纠劾,以违旨论。广陵王曰:“岂以狮子而罪人也。”遂赦之。(卷三)
   这位节闵帝虽是尔朱世隆等所立,但史籍记时人对他被高欢所废,似都有不满。《魏书•废出三帝纪•前废帝广陵王》:
   (普泰二年)夏四月辛巳,齐献武王与废帝(后废帝元朗)至邙山,使魏兰根慰谕洛邑,且观帝之为人。兰根忌帝雅德,还致诽谤,竟从崔 议,废帝于崇训佛寺,而立平阳王脩为帝。(《北史•魏本纪》五同,惟“齐献武王”作“高欢”)
   《北齐书•魏兰根传》:
   及高祖(高欢)将入洛阳,遣兰根先至京师。时废立未决,令兰根观察魏前废帝。帝神采高明、兰根恐于后难测,遂与高乾兄弟及黄门崔 同心固请于高祖,言废帝本是胡贼所推,今若仍立,于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废帝素有德业,而为兰根等构毁,深为时论所非。(《北史》略同)
   同书《崔 传》:
   高祖入洛,议定废立。太仆綦俊盛称普泰主贤明,可以为社稷主。 曰:“若其明圣,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为逆胡所立,何得犹作天子。若从俊言,王师何名义举?”由是中兴、普泰皆废,更立平阳王为帝。(《北史》略同)
   《魏书•綦俊传》:
   及尔朱世隆等诛,齐献武王赴洛,止于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尔朱暴虐,矫弄天常,孤起义信都,罪人斯剪。今将翼戴亲贤,以昌魏历,谁主社稷,允惬天人?”申令频烦,莫有应者。俊乃避席曰:“人主之体,必须度量深远,明哲仁恕。广陵王遇世艰难,不言淹载,以人谋察之,虽为尔朱扶戴,当今之圣主也。”献武王欣然是之。时黄门侍郎崔 作色而前,谓俊曰:“广陵王为主,不能绍宣魏纲,布德天下,为君如此,何圣之有?若言其圣,应待大王。”时高乾邕、魏兰根等固执 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齐献武王深思俊言,常以为恨。(《北史》略同)
   可见同情节闵帝元恭是当时北魏士人中普遍的思想,杨衒之亦属这类人。他们所以同情元恭,正因为元恭的言行颇能体现一些儒家思想的色彩。杨衒之在书中多次歌颂元恭和很少提到高欢父子,其中体现了他的爱憎。因为元恭之废,虽由崔 、魏兰根提议,最后还是由高欢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