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据《广弘明集》还说到杨衒之“元魏末为秘书监”。这一记载似颇可疑。因为据《魏书•官氏志》秘书监为第三品官职，地位较高，一般来说如果某人官至秘书监，史籍中即使无专传，亦不至不见其姓名。今按：魏末为祕书监者：孝明帝时为李琰之。《魏书•李琰之传》：“迁国子祭酒，转秘书监、兼七兵尚书。迁太常卿。孝庄初，太尉元天穆北讨葛荣，以琰之兼御史中尉，为北道军司。”据此，在魏孝明帝时秘书监为李琰之，但到孝明帝末年，已易人。但此时杨衒之不可能任此职。因为他在孝庄帝时刚做到奉朝请，此时是否已入仕还成问题。孝庄帝在位总共不过两年多时间，但到他后期，秘书监为祖莹。《魏书•祖莹传》：“庄帝还宫，坐为（元）颢作诏，罪状尔朱荣，免官，后除秘书监，中正如故。以参议律历，赐爵容城县子。坐事系于廷尉。前废帝迁车骑将军。”祖莹之后为常景。《魏书•常景传》：“普泰初，除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天平初，迁邺，景匹马从驾。……后除仪同三司，仍本将军。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按：《魏书•官氏志》，车骑将军和右光禄大夫皆第二品，但这些均为荣誉官衔，不负实际责任，其真正职务为秘书监，后为仪同三司，属从第一品，但亦虚衔。所以秘书监一职，在武定六年(548)以前，应为常景。常景之后，应为魏收。《魏书•自序》：“文襄崩，文宣如晋阳，令与黄门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于北第参掌机密，转秘书监，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时齐将受禅，杨愔奏收置之别馆，令撰禅代诏册诸文，遣徐之才守门不听出。天保元年，除中书令……”《北齐书•魏收传》同。从武定六年常景去官至次年八月高澄（文襄）被刺杀仅一年左右，离开《洛阳伽蓝记》成书不过二年左右，杨衒之就自五品的抚军府司马升迁为三品的秘书监，可能性很小。再说秘书监一职，一般都在当时颇享文名，如李琰之、祖莹、常景和魏收，《魏书》或《北齐书》都有专传。杨衒之虽因《洛阳伽蓝记》扬名后世，在当时却未必有文名，否则至少也应在《文苑传》中留名。至于入北齐以后，已非“魏末”，而且继魏收为秘书监者为赵彦深。《北齐书•赵彦深传》：“天保初，累迁秘书监”。根据上述情况，杨衒之在魏末曾任秘书监一说，恐不可信。

　　 三

　　 历来论《洛阳伽蓝记》的人常认为杨衒之是反对佛教的，他们主要是根据《广弘明集》卷六《叙历代王臣滞惑解》中所载那段文字：
　　 阳衒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同书同卷又说杨衒之：
　　 后上书述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启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敕，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方括号内十二字，严可均《全北齐文》卷二作双行小字）
　　 从这段文字看来，似出自道宣节录，非尽杨衒之原文。但这段文字恐亦无否定佛教之意，只是指斥僧徒之滥及其不能对佛尽敬，主张严加甄别，才能“佛法可遵”。这种思想与《洛阳伽蓝记》卷二记“崇真寺比丘慧嶷，死经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召放免”，所说入冥见闻，可相印证：据云慧嶷见五个僧人的鬼魂同受阎罗王查问，其中一个是宝名寺智圣，“以坐禅苦行得升天堂”；一个是般若寺道品，“以诵经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另有三人则情况不同：一个融觉寺昙谟最，讲《涅槃》、《华严》，阎罗王以为“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粗行”；“阎罗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一个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金像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像，正欲得他人财物；既得财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曇谟最同入黑门。”再一个是灵觉寺宝真，“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寺成，即弃官入道。”阎罗王说：“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门。”这个故事和《太平广记》卷一○九和三七七两卷所记赵泰入冥故事颇类似，不过赵泰所见乃俗人而非僧人。据注：卷一○九故事出南齐王琰《冥祥记》；卷三七七故事出宋刘义庆《幽明录》，刘、王二人均笃信佛教，那么这些故事当从佛教而来。且《洛阳伽蓝记》说到坐禅、诵经可升天堂，说明作者还是承认佛教灵验的。杨衒之虽然认为僧徒人众很滥，但也肯定有真心奉教的人，如卷一记永宁寺塔遭火灾时，“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至于书中讲到佛像灵验之事亦复不少，如卷二平等寺佛像，国有吉凶，会出“佛汗”预示；卷一记段晖捨宅为光明寺，中有“金像一躯”，有人想盗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应即殒倒。”卷四宜年里陈留王（元）景皓宅，有孟仲晖所造佛像，“此像每夜行绕其坐，四面脚迹，隐地成文”；“至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卷五记：“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漷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漷罗像……”根据上述例子，说明杨衒之在写《洛阳伽蓝记》时，并不反对佛教，即使对建寺造像也不完全反对。释道宣把他归入反佛者之列，也许他在过去曾有这主张，但从《洛阳伽蓝记》和道宣所引文字看，并不是这样。同时，《洛阳伽蓝记》中写到当年佛寺的壮丽，不无赞叹之辞，而写到后来的荒废，又有凄凉伤悼之感。这些事例都说明杨衒之作《洛阳伽蓝记》，其目的主要不在反对佛寺壮丽，而是反对王公们“不恤众庶”。

　　 四

　　 《洛阳伽蓝记》的写作宗旨在原序中其实早已说清，乃是哀悼洛阳的残破。原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