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之不提孝静帝即位后事，自然与都城迁邺有关，但在杨衒之心目中，迁都邺城是北魏的大灾难，甚至已意味着灭亡。因为迁都洛阳是孝文帝的决定，体现了他汉化的政策，而迁邺却意味着六镇军人出身的高欢之政策，实为加强鲜卑化。《北齐书•神武纪》上：“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如卷一记永宁寺塔大火后说：“至七月中，平阳王（孝武帝元脩）为斛斯椿所挟，奔于长安。十月而京师行邺。”卷二记永熙二年(533)孝武帝造五层塔一所完工后，“帝率百僚作万僧会，其日寺门外有石像，无故自动，低头复举，竟日乃止。帝躬来礼拜，怪其诡异。中书舍人卢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还宫。七月中，帝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于长安。至十月终，而京师迁邺焉。”卷二记殖货里归觉寺，“普泰元年(531)，此寺金像生毛，眉发悉皆具足。尚书左丞魏季景谓人曰：‘张天锡有此事，其国遂灭，此亦不祥之征。’至明年而广陵被废死。”卷四记孟仲晖所造佛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而京师迁邺。”显然，杨衒之对迁都邺城的态度，正是他对高欢父子的态度。因此在《洛阳伽蓝记》中不提高欢父子事迹及邙山大战、高敖曹之死等事，恐怕都与此有关。因为杨衒之既不满高欢迁都邺城，把孝静帝完全控制起来，更不满他的文化政策，却又有顾虑，不敢直书高欢在崇训寺囚杀节闵帝及侯景焚毁洛阳之事（此事在侯景叛东魏前八九年，且有高敖曹参加）。根据这些情况，笔者觉得严可均把杨衒之视为北齐人，并推测他卒于天保年间(550-559)虽无确切证据，却也近理。大约齐文宣帝高洋代魏之后，杨衒之就不再出仕了。

　　 五

　　 杨衒之所以不满高欢父子，恐怕不完全是由于“忠君”，而有其文化背景。因为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以后，已经得到多数汉族士大夫的认同。杨衒之正是这样，在他心目中，迁洛后的北魏政权已经是中原正统，是汉文化的中心。这在他贬低南朝的一些言论中，表现得很明显。例如：《洛阳伽蓝记》中记杨元慎驳斥和嘲笑梁将陈庆之的事，是大家所熟知的。但这些记载所反映的决不限于南北方人物间的地域偏见，更重要的倒是杨衒之所崇奉的北方文化究系什么内容。这段文字最后几句颇重要：
　　 北海（元颢）寻伏诛，陈庆之还奔萧衍，衍用其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于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 ，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
　　 这段话也是人们所经常引用的。但很少人注意到这里所谓“魏法”的“羽仪服式”是“褒衣博带。”这种服式，正是孝文帝改制以后所定。对孝文帝这种改制，不少鲜卑贵族是不赞成的。《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乐平王丕传》：
　　 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至于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犹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修饰容仪。
　　 孝文帝在推行这种汉化服式时，鲜卑族人开始时很不习惯，也曾受到南朝人讥笑。《梁书•陈伯之传》讲到随从陈伯之投魏后未跟他归梁的褚緭，在北魏元会之际戏为诗曰：“帽上着笼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见了很生气，把他调任始平太守。陈伯之投魏及返梁在天监初(502-506)间，离孝文帝改制不过十几年，在一些鲜卑人中，汉族衣冠似尚未被普遍接受。
　　 不过，这和“褒衣博带”的服式，是否像杨衒之说的那样真为“魏式”，恐怕未必。因为“褒衣博带”为梁代士大夫通行的服式。《颜氏家训•涉务》：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
　　 这种风气，自然不能说是由陈庆之带回来的北方风尚。相反地倒是北朝模仿南朝。正如王仲荦先生说的：
　　 拓跋族起自塞外，其俗编发左衽。孝文帝于迁都洛阳之前，即锐意改作，命李冲与冯诞、高闾（二人均拓跋氏外戚）、游明根、蒋少华等，议定衣冠于“禁中”，时亦问刘昶（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第九子，从南朝逃至北魏，北魏妻以公主，封为宋王）。鲜卑族把袴褶（胡服）作为朝贺大会的礼服，不合魏晋以来传统的礼仪。为了服制未定，孝文帝曾下诏暂时停止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二月初一日的小岁贺和太和十六年(429)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朝贺。经过六年不断研究，始制定官吏的冠服。妇女的服饰也有了规定，大抵模仿南朝。（《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第554页）
　　 王先生这段话，主要依据《魏书•术艺•蒋少游传》及《高祖纪》等书的记载，是符合事实的。孝文帝对服饰问题非常重视。《魏书•任城王传》载，孝文帝末年出巡邺城后返洛，“见车上妇人冠帽而著小襦袄者”，就以此责怪任城王元澄。同书《咸阳王传》载，孝文帝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还责备留京的咸阳王元禧等官员。他曾对元禧等人说：“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言不听任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披发之人。”孝文帝一心仰慕汉族文化，他儿子元恂却不服洛阳水土，想逃回代地，孝文帝认为“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天下未有无父国，何其包藏，心与身俱。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脱待我无后，恐有永嘉之乱”（《魏书•孝文五王•废太子传》）。这些话说明他热衷于汉化，在一定程度上对留在朔漠一带的鲜卑人有所轻视。这种思想对迁居于洛阳的鲜卑人和一些汉族士大夫，都有较大的影响。《北齐书•魏兰根传》载魏兰根在魏孝明帝时随李崇北征茹茹，曾对李崇说：
　　 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