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慧叡的这段追记中可以看出：当时慧叡等所问的“佛若虚妄，谁为真者？若是虚妄，积功累德，谁为其主？”等问题，与庐山慧远的疑惑可谓同出一辙，此可注意者一也。其二，慧叡等问众生作佛义，鸠摩罗什以《法华》“开佛知见”义相答，再一次显示出《法华》在《般若》和《涅槃》中间重要的过渡作用。如前所述，僧叡也正是在看到《法华》开权显实、言佛寿无量之后才开始反思到《般若》“悟物虽弘，於实体不足”的。可见，《法华经》“开佛知见”、“佛寿无量”等观念曾给当时的般若学者以强烈的思想刺激，促使他们反省般若学自身的问题，这为后来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迅速转向起到了很好的思想铺垫作用。第三，从鸠摩罗什的回答中可以看出，鸠摩罗什因未见明确的经证，未敢断言佛性之有；然因《法华》有“令众生开佛知见”义，亦未敢遽言佛性即无。这说明鸠摩罗什本人对众生有无佛性的问题还是有过思考的，只是他囿於所传的般若性空义，未敢对佛性问题作决定说。无论如何，在鸠摩罗什的门下，甚至连鸠摩罗什本人，对般若学的未尽之义，多少还是有所反省的。

　　 　　三、法显携归的《大般泥洹经》的译出与大乘涅槃学的兴起

　　 东晋末年，中土佛教学者对大乘般若学的反思，虽然直指一个“至极不变”的“实体”，但是在缺少经证的条件下，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明确提出涅槃佛性学说的。《法华经》的《如来寿量品》虽然提到佛寿无量，但是毕竟没有明言“佛身是常”；《方便品》所谓的“开佛知见”，虽然被后人理解为与大乘《涅槃经》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义无二致（注：如天台智者大师释《法华经》所谓“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云：“如《经》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若众生无佛知见，何所论开？当知佛之知见蕴在众生也。……此是今经明众生法妙之文也。”见智顗《法华玄义》卷二上，《大正藏》卷33，第693页上。），但是这种理解是在大乘《大般涅槃经》译出之后的，如慧叡在《喻疑论》中所言：“今《大般泥洹经》，法显道人远寻真本，於天竺得之……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此正是《法华》开佛知见。开佛知见，今始可悟，金以莹明，显发可知。”（注：慧叡：《喻疑论》，《出三藏记集》卷五，苏晋仁、萧鍊子点校本，第235页。）若没有大乘《大般涅槃经》涅槃佛性之明文，聪慧明达如鸠摩罗什者，亦不敢由《法华经》的“开佛知见”即断言众生皆有佛性的。后来被誉为“孤明先发”的“涅槃圣”道生，在《大般泥洹经》译出之前，同样也没能品味出《法华经》“开佛知见”所蕴涵的佛性深义。总之，若没有大乘《大般涅槃经》的传译，大乘涅槃学的兴起绝对是不可能的。
　　 佛教的《涅槃》类经典颇为繁杂，汤用彤先生把北传汉译的有关释迦世尊涅槃之“正经”分为三类（注：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第431～4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一类是小乘的《大般涅槃经》，包括题为西晋白法祖译的《佛般泥洹经》二卷、题为东晋法显译而为汤先生定为失译的《大般涅槃经》（又名《方等泥洹经》、《方等般泥洹经》）三卷、题为东晋失译而为汤先生定为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般泥洹经》二卷。此三经皆属於小乘《涅槃经》，在内容上相当於姚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合译的《长阿含》第二经《游行经》三卷，亦相当於南传巴利佛典《长部》之第十六经《大般涅槃经》（注：该经中译本由江炼百於1944年据日译本译出，收在《普慧大藏经》、《大藏经补编》之中；另有巴宙所译之单行本。又，《南传大藏经》的中译本也已问世。）。上述小乘的《大般涅槃经》，主要讲述释迦世尊入灭前后的事情，缺乏大乘《大般涅槃经》所宣扬的涅槃佛性思想，对中国佛教的涅槃佛性学说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第二类为《方等涅槃经》，即题为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方等般泥洹经》二卷，该经与隋闍那崛多所译的《四童子三昧经》为同本异译，虽属大乘《涅槃》类经典，但亦未论及佛性问题，因而对中国佛教涅槃佛性学说的兴起也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
　　 真正对中国佛教的涅槃佛性学说产生直接影响的，则是第三类《涅槃》类经典，即大乘的《大般涅槃经》。该类经典虽以北凉昙无谶译的四十卷本的《大般涅槃经》为“大本”，但是若论对中土大乘涅槃学兴起的首发之功，则不能不推稍早译出的六卷本的《大般泥洹经》。而这个本子，正是由法显携归中土的。《出三藏记集》卷八《六卷泥洹经记》云：
　　 摩竭提国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优婆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为求法故，深感其人，即为写此《大般泥洹经》如来秘藏。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义熙十三年十月一日於谢司空石所立道场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经》，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校定尽讫。禅师佛大跋陀乎执胡本，宝云传译。於时座有二百五十人。（注：《六卷泥洹经记》，《出三藏记集》卷八，苏晋仁、萧鍊子点校本，第316页。）
　　 据此，则六卷本的《大般泥洹经》乃中印度摩揭陀国（梵名Ma=gadha）巴连弗邑（梵名Pātaliputra，亦译作波吒厘子城，即华氏城）阿育王塔天王精舍（注：《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作“阿育王塔南天王寺”，苏晋仁、萧鍊子点校本，第575页。）的优婆塞伽罗先（注：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三卷第一章第三节引此文作“优婆塞伽罗，先见晋土道人释法显远游此土”，故其以该优婆塞名为“伽罗”。见该书第68页，关世谦译本，高雄：佛光出版社，1986年。），为法显舍身求法的精神所感动，即为写此如来秘藏。法显携此经归中土，於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道场寺，就禅师佛驮跋陀罗，於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十月一日至义熙十四年(418)正月一日，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译出该经并校定尽讫。
　　 该经的译者，《出三藏记集》卷二题为法显就天竺禅师佛驮跋陀罗“共译出”（注：《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一》，苏晋仁、萧鍊子点校本，第55页。），后人亦有为表彰法显对六卷《泥洹》的特殊贡献而径题作“法显译”者。当然，也有学者据上引之《六卷泥洹经记》，认为法显并没有直接参与该经的翻译，真正的译者应为佛驮陀跋罗和宝云（注：详见镰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三卷第一章第三节，关世谦译本，第68～69页。）。不过，我们似乎也应当注意到与法显生活在同时代的慧叡在《喻疑论》中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