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大般泥洹经》，法显道人远寻真本，於天竺得之，持至扬都，大集京师义学之僧百有余人，禅师执本，参而译之，详而出之。（注：慧叡：《喻疑论》，《出三藏记集》卷五，苏晋仁、萧鍊子点校本，第235页。）
　　 据此，则法显携归的六卷本《泥洹》，主要的翻译者无疑是佛驮跋陀罗（即文中所说的“禅师”），不过，译事的召集筹划者却正是法显本人。此外，《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又谓“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注：《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法师传》，苏晋仁、萧鍊子点校本，第576页。）。可见，法显不仅把六卷本的《大般泥洹经》带了回来，而且对该经的翻译和流布教化，也是颇费了一番心力的；而这时的法显，已近八十高龄。
　　 六卷《泥洹》的译出，在中土佛学界特别是以“义学首府”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南方佛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先前即对法性、法身问题特别关注者，如道生、慧叡、慧严、慧观等人，迅即由般若学转向涅槃学，成为了最早的涅槃师。急切如慧叡者，在《喻疑论》中直指非《泥洹》者为“阐提”，极言涅槃佛性为本真。他评誉涅槃佛性义云：
　　 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而复致疑，安於渐照；而排跋真诲，任其偏执；而自幽不救，其可如乎？（注：慧叡：《喻疑论》，《出三藏记集》卷五，苏晋仁、萧鍊子点校本，第235页。）
　　 慧叡甚至还断定倘若鸠摩罗什在世，得闻此正言，亦必会心府，深加信受。他说：
　　 什公时虽未有《大般泥洹》文，已有《法身经》，明佛法身即是泥洹，与今所出，若合符契。此公若得闻此“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便当应如白日朗其胸襟，甘露润其四体，无所疑也。（注：慧叡：《喻疑论》，《出三藏记集》卷五，苏晋仁、萧鍊子点校本，第236页。）
　　 鸠摩罗什见此《大般泥洹》文，是否真的会“如白日朗其胸襟，甘露润其四体”，或许难以定说；但慧叡、道生等人，或许还有他们的先师慧远及早逝的同学僧叡，见此经文，想必会有豁然冰释、如沐春风之感吧。
　　 不过，《大般泥洹经》所谓“佛身是常，佛性是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给当时的中土佛学界所带来的，或许更多的不是欢欣，而是疑惑，并由此引发了晋宋之际中土佛教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如人们所熟知的道生被擯的事件，即起因於对“一阐提能否成佛”的论争。这个事件虽然在当时看来是一件震动整个佛教界的大事，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没有道生的“孤明先发”，在六卷本的《大般泥洹经》译出（公元418年）十余年之后，昙无谶所译的“大本”《涅槃经》即传到了建康（公元430年），“一阐提能否成佛”的问题亦可得到圆满的解决。若从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真正牵动佛教思想全局的核心问题，并不在於“一阐提”是否亦具佛性、亦能成佛，而在於“般若性空”与“涅槃妙有”的关系问题。这才是当时乃至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佛学界所面临的最核心的焦点问题。如慧叡在《喻疑论》中所言：
　　 今疑《大般泥洹》者，远而求之，正当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不通真照。真照自可照其虚妄，真复何须其照？（注：慧叡：《喻疑论》，《出三藏记集》卷五，苏晋仁、萧鍊子点校本，第237页。）
　　 这种疑惑，即是“於真性法身而复致疑”，於“佛之真我尚复生疑”（注：慧叡：《喻疑论》，《出三藏记集》卷五，苏晋仁、萧鍊子点校本，第237页。）。说到底，即是以“涅槃妙有”与“般若性空”为“不通”。从慧叡、道生等人的相关著述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中国佛学界，这才是最大也最普遍的疑惑。一般的佛教学者，往往把般若学与涅槃学对立起来，以般若学的“空”否定涅槃学的“有”，以“人无我”否定“佛性我”，甚至把佛性常住说视为神明不灭论而加以指责。
　　 针对这些非难和疑惑，道生、慧叡等人倾心致力於般若学与涅槃学的会通工作。无疑地，他们是最有资格做这项工作的人：他们既是鸠摩罗什门下的杰出弟子，又是涅槃学的最大权威。如道生，在注释《维摩诘经》的时候，即把般若性空所讲的“无我”与涅槃妙有所讲的“佛性我”会通起来，指出：“无我本无生死中我，非不有佛性我也。”（注：《注维摩诘经》卷三，《大正藏》卷38，第354页中。）在道生等涅槃学者看来，般若性空学说与涅槃佛性思想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从表面上来看，般若是说“无我”，但究其实质，说无我恰是为了表有真我。般若是通过扫一切相来显示实相，涅槃则直接以佛性来明真际，二者在本质上完全是一致的。如此，道生等人就把大乘般若学与大乘涅槃学在理论上结合起来，以实相理体为成佛之因，在般若学的实相论基础之上来构建其涅槃佛性学说，为后来整个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构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后来中国佛教各宗派的思想学说尽管不尽相同，但是就其总体的基本理论框架而言，大都是在佛性即诸法实相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返本归源，促使中土佛教学者把般若性空与涅槃妙有的关系视作佛教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从而把实相与佛性联结起来的最初机缘，即在於法显所携归的《大般泥洹经》的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