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传佛教国家不象北传佛教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一种与佛教可以并列、对抗，乃至互相摄取融合的传统儒家文化。这里从古代一直到西方文化入侵前，主要受到了南亚印度文化的影响。印度文化的特点是以宗教性见长，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有人称印度人一天不吃饭可以，但不可一日无宗教。在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斯里兰卡国士，佛教寺庙无疑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代一位著名的老挝上座部佛教的僧人坎丹法师曾经把佛寺在老挝社会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归纳出这样几个特点：（一）佛寺是文化学校。人民送子弟到寺院出家学习文化。（二）佛寺是草药医院。草药偏方集中在寺院，僧侣用它为人们治病。（三）寺院是俱乐部、议事所。人们借庙会之机商讨大小事情，传播新闻，互相倾诉疾苦。（四）寺庙是体育、娱乐场所。尤其是新年节日，男女老少都到寺院娱乐。（五）寺院是信息场所。不论旅行、经商或者出外办事，人们可以象使用自家房舍一样在寺院歇脚、饮食。（六）寺院是作为继承和学习手工业的地方，特别是学习雕刻、木工、陶瓷、冶炼方面的技术。（七）寺院是创作文学作品和保存、传播文学作品的地方。[4]老挝也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重要国家。一般认为，由于该国地理位置不好，交通不便，因此它的佛教略为比其它南传佛教的国家发展地慢一些，换言之，老挝的佛教更多地带有古代上座部佛教的特点。所以我们把老挝佛教寺院所起的历史作用放在斯里兰卡，应该是可以的。从这里我们至少能够肯定，佛教寺院在南传佛教国家中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许多社会服务事业几乎是由寺庙承担的，如赈灾济生、救死扶伤、社会教育等等都离不开寺院。
　　 西方基督教，尤其是新教的发展，按照现今人们经常津津乐道的著名宗教社会、伦理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是由于基督教的世俗化，使“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于是世俗的日常活动有了更多的宗教意义，越来越多的教会认可了世俗的道德观，而禁欲主义一方面将人的行为意志理性化，使之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具有某种“择亲和势”，宗教观念中的禁欲主义的节俭、生活素朴的戒条，与获利的资本主义精神结合，客观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文明的发展。然而，对斯里兰卡社会的东西方宗教的矛盾而言，是不是由于“理性”和“人性”思想的不同而引起的呢？我们认为，对此应该有一个再认识的必要。佛教在斯里兰卡的衰落，应该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佛教内部缺少创新，僧伽素质低下，难于有一个新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从15世纪以来，斯里兰卡一直处于分裂和战争时期，内有各种派别争权夺利，外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入侵，百姓和僧伽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内忧外患使得岛国的佛教无法发展。斯里兰卡是东方封建专制型的国家，佛教历来受到了各朝君主的支持，由兹繁兴。但到了近代以后，侍奉佛教的封建王朝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殖民政权。在西方教会办的学校中，必备有宗教课程，讲授基督教知识。荷兰殖民政府曾规定凡要当公务员的人必须是基督教徒，佛教的势力锐减。很多人都信仰基督教，佛教受到了重创。不过这些改信基督教的人都是出于某种实际的利益需要，不久又改回原有的信仰。[1]基督教在斯里兰卡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得到了岛上殖民政府的支持，但在广大的农村，仍然是佛教的地盘。20世纪初是斯里兰卡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信仰佛教的僧诃罗族人主要从事农耕的种植园农业，他们处于贫穷的社会底层，经济实力十分有限。而有钱人大多数都是白人庄园主，他们是基督教会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能够为教会的活动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后援，所以基督教会可以指责佛教缺少办社会服务的力量。不过“在锡兰，占优势的宗教还是佛教”，[2]虽然它不再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其影响还是可观的。基督教的教育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令人遗憾的是，能够享有这种接触机会的人却太少了。”[3]所以基督教会要诋毁佛教。而以杰雅提拉克为首的一些居士之所以要发起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其目的还是为了争取“宪法改革”，在议会中提高僧诃罗人的地位，争取更多权利。所以，佛教徒回应基督教徒，开办社会服务事业，并不是出于受到“理性”或“人性”的影响。杰雅提拉克曾经到过那些边远的地区，目睹了这些地方的人民生活困苦、缺医少药的令人心酸的情景，认为政府“要支援消灭地方病，如疟疾、伤寒、钩虫和偏执狂(parangi)等。因为贫穷村庄已经丢失了健康和强壮。所有这些，只能由良好的预防措施来解决。所以道路必须改善，食物必须充足，行贿和腐败必须被消灭。”[1]他感慨“数世纪来，锡兰的村庄被剥削和被疏忽的太厉害了。”[2]因此他提出了“社会服务”的口号，并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用这种手段引起官方的最大注意，从而改变这种“疏忽”。“事实上，所提出的发展问题，就是重建和恢复古代的村庄。”[3]这也是佛教民族主义不断深化的表现，表明佛教民族主义存在的这个不可忽略的事实。

　　 　　二

　　 1910年7月杰雅提拉克第一次到英国。8月5日又接着到德国柏林参加“第五届世界自由基督徒大会”。在这次会上，他作为东方国家非基督徒的代表，作了“基督教与佛教”的演讲。[4]杰雅提拉克的演讲主要谈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佛教的创立及其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佛教的传教及其影响。第三个问题是基督教的传教与佛教的关系。
　　 关于佛教的创立及其作用。他说：
　　 “（这次会上）我给你们讲一些有关‘涅槃的信息’，这是25个世纪前在恒河河谷创立的。也许它不能受到与会的西方宗教自由思想家们的欢迎。我最大的目的是要从神的统治教义下将人类解放出来，并引起人们对佛教这个宗教智慧的注意。在所有宗教的创立者中，圣者佛陀——意识到这一点，第一次提出了不再按照教条式的教师、书本或传统来指导生活，而是按照善心或真心来支配生活。佛教没有空洞的理论，没有用于实际生活的空想。实际上，佛教伦理的系统，引导着人们开发平和的心、高等的智慧、完成涅槃。
　　 杰雅提拉克是以佛教徒的身分参加基督教徒大会的。这一时期，正是斯里兰卡乃至整个东方世界处于西方基督教与东方宗教和传统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西方教会的传教活动已经“强调重点由个人向社会转移”，[5]基督教势力又有了新的扩张。东方的斯里兰卡摩诃菩提会活动活跃。一批“锡兰知识界”的政治家们正在发起宪法改革的攻势，要求争取更多的权利。总督亨利•布莱克曾对1909年科伦坡大车工人罢工的事件无不担心地写道：“看来这个运动是当前整个东方普遍感到不安地浪潮的继续，而在锡兰，这种不安又受到一种名为《锡兰独立报》的晨报的鼓动，该报的读者大都是说英语的锡兰人。”[6]当时担任殖民部次官的温斯顿•邱杰尔也曾在审查斯里兰卡新工会成立的宣言一文时说道：“在我看来，应该认真地理解本地老百姓的观点，衡量他们的负担，并体会他们在外来民族统治下的心情。”[1]杰雅提拉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参加基督教徒大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