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雅提拉克的佛教民族主义思想(4)
时间:2008-07-15 16:57来源: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作者:黄夏年 点击:
杰雅提拉克对基督教做了激烈地批评。他认为,随着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基督教传教士也接踵而入,虽然他们曾经“用尽手段”,实行了“不厌其烦的说服工作”,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岛上的佛教主体地位。实践证明,经过4个世纪的传教士的不断工作,也只是使230万人中的2万人改变了信仰,98%的人仍然信奉本民族的宗教——佛教。这里指的改宗的佛教徒,应该说主要是指的生活在城市,并为生活所迫而改信基督教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在殖民政府的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公务员等。而在广大农村,改变信仰者的情况要少得多。的确,在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宗法制度的社会,要传入一种新的宗教远非易事。从岛上西方人士与原有的土著居民的人口比例来看,欧洲白人所占连总人口的1%都不到。其余的99%都是僧伽罗人、摩尔人等。基督教的传教士在这些以宗法维系的家庭中传教,正象“岛上只有几百个欧洲人,而他们却想在事实上对其余的人实行统治和征收赋税”[1]是一样的难事。其次佛教文化已在岛上繁衍了2200余年。一种宗教或文化,一但成为一种定势,要彻底改变它是很难的事情,除非是受到外力的强有力地破坏或内部发生了变革,于是才会发生根本性地变化。印度佛教虽然在印度曾经一度成为带有定势特征的宗教文化,但它的灭亡,是因为它已经正在走向衰微。它内部没有新的发展,逐渐地与婆罗门教融合,外部受到了伊斯兰教的严厉打击,特别是后者,佛教的僧侣被杀灭,寺院被烧毁,法赖人弘,僧已不继,寺已不存,焉能再传。西方殖民者占领斯里兰卡,无疑使用的是剑与火和传教并施的征服手段。但他们面对的是一种已经几千年积淀后而形成的底蕴十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贯穿整个社会,仍然有着深厚活力的传统宗教文化,这种宗教文化的势力仍然是强大的,不可能一下子被彻底征服或毁灭,只能采取逐步同化的过程来渐渐削弱其势力和影响,最后达到彻底同化的目的。因此杰雅提拉克在批评基督教在斯里兰卡传教活动的同时,强调“这种做法暗地损坏了民族忠诚,令人感到被征服:它破坏了民族感情,使我们的民族性被改变了很大一部分”。这种忧患意识也是当时整个东方国家有智之士的共同忧虑。
总之,杰雅提拉克是在坚持正信,宣传佛教的前提下参加了基督教的会议。他强调佛教的首创性、清净涅槃的革命性、传教的和平性和宗教的民族性,其目的都是想说明佛教与基督教的不同,乃至高于基督教,表现了一个佛教徒的胆识和勇气。但是他虽以佛教为最高,强调佛教的民族性,并批评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和破坏性,可是也承认以基督教文化为特点的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有它“最大的长处”。所以他最后说:
你们,西方的自由思想家们,在我们的工作中,你们对我们仍有最大的长处。可是不要传教于我们,因为这种作法只能改变我们的信仰。你们应送给我们有代表性的科学,把你们最好的东西,即你们的科学和实践知识送给我们,使我们在现代理解和现代思想的继承道路上,能够重新建立我们自己宗教的体系。
不要宗教,只要科学,这仍是当时东方各国人士的愿望。但是,在处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这种愿望还是一种空想。在没有获得自主独立、民族解放的国家,科学知识文化的传入必然要伴随着宗教的传入,因为对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来讲,没有主动的选择性,只有被动地接受性,但有逆反的排斥性。对外来的统治者而言,首先要得到的是经济利益的攫取和种族征服,其次才是发展。宗教本身就具有扩散性的要求,宗教势力范围的扩大和影响增加,必在教徒增加和地盘扩展的层面上表现出来。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宗教背景之下的文化,因此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西方文化的传入不可能没有宗教的影响。对西方教会而言,它也不可能不借助于本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势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建立自己的东方教会基地。杰雅提拉克将宗教与科学技术做了区分,强调有选择地接受外来的科学文化,体现了他的平等相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爱国爱教的理性与开放的客观主义态度。他的这种愿望,一直到20世纪中叶,斯里兰卡民族独立政府成立后,才得以真正实现。杰雅提拉克这次与会,影响很大,最多的时候在一天之内做了三次演讲,在会上造成了轰动,著名的世界巴利语学者、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学院的导师艾斯汀•卡彭特(Dr Estlin Carpent)听了他的演讲后,亲自离开座位,前往祝贺。“这次演讲被译成德语,受到的欢迎和反映是惊人的。报纸登载的消息称,演讲人的受欢迎讲话,使人大开眼界。他让大多数听众有了一次真正的体验。过去佛教少为人知,更很少听人说。这次人们从一个来自锡兰的著名佛教学者的口中听到有关佛教的情况,著名的德文日报Berliner Tagesblat反映强烈,评价甚高,将演讲全文刊出。”[1]大会主席和秘书长会见了他,许多德国人与他讨论佛教,它表明了“在这里佛教被传播,艺术和知识被传播。在基督教差会和欧洲统治下的已经衰落的锡兰佛教再次恢复。”[2]
注释:
[1]转引自乔治•迪•邦德著《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第64页,美国南卡罗里纳大学,1988年版。
[2]转引自《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第64页。
[3]转引自《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第65页。
[4]《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第65页。
[1]《斯里兰卡佛教的复兴》,第67页。
[2]叶均译《清净道论》,第288页,中国佛教协会,1985年版。
[3]《清净道论》,第268页。
[4]参见《世界宗教资料》1981年第1期第51页。蔡文丛《老挝佛教浅谈》。
[1]参见静海著《南传佛教史》第六章,台湾慧日讲堂1975年出版。
[2]E•F•C•卢克维多著《锡兰现代史》,第201页,四川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
[3]《锡兰现代史》,第201页。
[1]难陀迪瓦•维杰色克拉著《D•B•杰雅提拉克传》第153页,斯里兰卡,1973。
[2]《D•B•杰雅提拉克传》第153页。
[3]《D•B•杰雅提拉克传》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