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佛教在拉祜族中的传播，是在拉祜族开始作为定居农业民族兴起的时候。明末清初，封建中央王朝对云南的开发，已经深入到云南南部的哀牢山区和无量山区，数百万来自中原的军士、商人和农民在云南各地屯垦开发，把森林丰茂、野兽出没的山林及高山牧场辟为耕地。这对一直靠游牧狩猎为生的山地少数民族构成极大的威胁。从当时的情况看：
　　 “长期游牧在哀牢山和无量山麓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的拉祜、哈尼、彝等民族先民的游牧经济受到制约和冲击，牧场减少了，野兽栖息的密林被砍光了，生活也失去保障，生存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游牧阶段的各民族中，大部分人已经被迫效仿外来民族一样定居农耕，从游牧经济中转变过来，而当拉祜族人意识到或被迫实行这种转变的时候，其他民族已抢先了一步，凡是便于发展农业的地方，已被其他民族占据。不论他们游牧生活到哪里，都要受到其他民族统治者的盘剥，……。”〔7〕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强化对边疆民族的统治，在这些民族聚居地区强制推行“改土归流”，使生活在上述地区的拉祜族不仅生活越来越艰难，而且政治上受中原封建统治者和周围其他民族统治者双重的压迫，他们的反抗情绪也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带着强烈的政治动机，以“反清复明”为目的而进入到拉祜族地区传播佛教的南明遗臣杨德渊等人的传教活动，很快与拉祜族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生存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以佛教传播和民族反抗的互动为特征的民族振兴运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一方面，佛教组织的形成把拉祜族分散的大家庭氏族组织联合成强大的地缘部落集团，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民族割据政权，雄据一方，与清王朝地方政权和周围强大民族相抗衡。另一方面，借助于民族反抗和扩张的运动，佛教也迅速得到传播，佛教教义被吸收并转变为民族团结和振兴的意识形态，为这个民族的崛起提供了精神动力。
　　 佛教的传播与拉祜族振兴运动能够结合而形成互动，其中关键的文化要素是这个民族“厄莎”信仰对佛教的整合，将佛教拉祜化。在接受佛教信仰的时候，拉祜族以“厄莎”观念理解佛教信仰中的“佛”，把佛祖如来变成了“厄莎”，佛爷作为“厄莎”的化身被人们崇拜和敬仰。他们把佛爷看作实际生活中的“厄莎”佛祖，团结在他的周围，听从他的教诲和领导。佛爷在整个民族崛起的过程中，不仅成了精神领袖，而且也成了实际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形成了以佛教组织为基础的佛爷政治和政教合一的“卡些”制度。〔8〕
　　 对于佛教的拉祜化和形成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有关资料作了这样的介绍：
　　 “佛教在拉祜族中广泛传播后，其信仰形式已明显改变，人们信奉的不是释加牟尼，而是信奉拉祜族原始信仰中的厄莎。在教义上不是清静无为，把希望寄托在死后。在佛祖的统帅下，通过佛教组织抵抗王朝的镇压，抵制土司的奴役剥削，抵制外族的凌辱。清政府越镇压，土司越苛虐。拉祜族人就越团结在佛教的旗帜之下，进行有组织的起义反抗。……而起义的基本组织形式就是卡些制度”。〔9〕
　　 这样，以反抗压迫剥削和民族扩张为特征的拉祜族振兴运动，在佛教的旗帜下，迅速发展壮大，并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 拉祜族社会初步完成了由迁徙游耕经济向定居农耕经济的转型，其社会关系也逐步封建化了。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和笔者实地调查时获得的口传历史资料，佛教的传播，在滇西南临沧地区的双江、耿马和思茅地区的澜沧县等拉祜族聚居区逐渐形成了一些佛教中心。临沧地区有四个佛教中心，各以一尊佛像为真传，澜沧县的拉祜族有五个佛教中心，各以一部经书为真传，当地人遂有“四佛四尊（临沧）和五佛五经（澜沧）”的说法。从澜沧地区（包括今天的澜沧、西盟和孟连等三县）的情况看，“五佛之地”实际上是佛教传播过程中先后形成的五个佛教中心。围绕这些中心形成的强大部落集团，在佛爷的领导下，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清王朝的封建压迫和统治。同时，也组织同周围民族的战争，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抵制这些民族统治者的欺压。他们先后击败了傣族和佤族土司头人势力的骚扰，划定各自的领土，确立起自己的民族地位。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经过20多次反抗压迫的起义和带有兼并扩张性质的战争，拉祜族迅速崛起，成为一个能够与封建地方政权和其他民族相抗衡的近代农业民族。尽管后来清政府最终从军事上消灭了以佛教为意识形态的拉祜族民族地方割据政权，但是，鉴于拉祜族已经强大起来，不可能再由其他民族的统治者来统治，清政府不得不采用“以夷制夷”的羁縻方法，委任一批拉祜族头人为土司，把他们的部落组织纳入封建地方行政系统。这样，随着由清政府册封的拉祜族土司土目的出现，这个民族进入了它的封建化历史时期。〔10〕
　　 佛教组织在推动拉祜族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它的宗教政治首领除了主持宗教活动，组织对外战争，也利用宗教聚会向群众传授生产知识、生产技术。他们通过政教合一的“卡些”制度，组织农业生产。
　　 “每年二月、四月、八月三次，在佛寺召集群众讲述佛教精义，帮助各卡些安排节令和提醒他们该注意些什么。如正月初九的聚会，主要是帮助他们认识春耕生产中要注意的事项；四月十五日聚会，主要是教他们如何加强中耕管理、防旱灾之类；八月十五日聚会，主要是教育他们学会管理好粮食，不要糟踏浪费，不要让其霉变等。”〔11〕
　　 这使佛教组织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发挥了直接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功能。从这一方面来看，佛教在拉祜族社会的传播，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文化和文明的传播。它为拉祜族社会实现由迁徙游牧游耕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然而，尽管佛教及其组织在拉祜族作为近代民族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却随着这一民族的封建化而衰落了。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却是文化上的。在民族的政教合一组织和佛教中心被清政府镇压消灭了以后，人们的佛教信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拉祜族历史上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由于文化的差异，社会的隔阂，也没有象一些无文字的少数民族那样，借用汉字或其他民族文字来交流信息、记载历史、传播文化。佛教的传播完全靠少数几个掌握一定文字的佛爷讲经释义来进行。当这些传播者或宗教领袖去世或离去后，佛教传播失去了文字依据，仅凭人们的记忆和经验再传播。于是，佛教就再一次被拉祜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宗教意识整合，向巫术和民间信仰蜕化过去，变成今天这个民族特有的拉祜化的民间佛教信仰。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民间化的佛教信仰虽然不能象过去那样发挥其社会功能，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却长久地保存下来。在抗争失败后，人们把那些曾经使他们辉煌的宗教领袖和事迹“克里斯玛”化，即将在他们经历苦难时能够再次降临、拯救他们的神话英雄，保存在民族的传说和宗教意识中。这使他们对佛教的信仰具体化为对“厄莎”佛祖和某个宗教领袖或英雄（如曾经在反抗清王朝统治的起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铜金和尚”）的信仰和期待，而对佛教教义则几乎全部淡忘了。这种凭借模糊的记忆而产生的期待拯救的心理，作为集体无意识，与对“厄莎”的信仰结合在一起，为基督教闯入拉祜族社会，作了必要的精神文化与信仰观念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