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佛教与华夏文明崇尚和平精神的关系。传统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结构及其时代特征，决定了中国社会只能适应以小农经济为主、帝王家天下的封建大一统社会模式。直隶于土地的安居稳定的农业社会，受制于生产力的杂居共处的民族融合，迫切需要一个相对稳定而和谐共存的“社会和平”思想，作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安抚民心。这也正是中国圣贤们“王者之道”诞生的历史背景。以史为镜，在这片期望和平的文明古国里，“霸者之道”历来总会因背离民心，不识时务而最终招致“覆舟”之祸。因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 “仁学”思想，便成了封建政治舞台悲欢离合的试金石。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如能很好地实践这一“仁学”思想，以“仁”为本、刑德兼备、勤政爱民、追求和平，其国便久享太平盛世。儒家“修、齐、治、平”的大一统理想，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数千年的“和平之梦”。尽管梦的实现是及其艰难的，但是期望“和平”的人们的智慧与力量更是持久而伟大的。我们知道，佛教自古以来就被看成是和平友善的宗教。并且在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中，唯有佛教始终宣扬一种无国别无阶级无种族无类别的纯粹宇宙之爱的“大和平”。主张“非暴力主义”及其“贱民平等”思想的印度圣雄甘地曾说“菩萨（释尊）的慈悲，不但施于人类，而是广泛于一切生物”（《甘地自叙传》第七章）。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宣称：“佛教教义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扬佛的和平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佛子都应有的责任”（星云大师《海天游踪》166页）[14]。因此，佛教倡导的“慈悲”、“平等”、“厌兵”思想曾为东方文明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友好以及推进世界和平作出过极其伟大的贡献。佛教尊重地球上每一个生命和生灵，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既承认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差异，又积极探询不同文明间的和合共存[15]。这与中国圣人之道“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治国思想、民族政策破多相通之处。而且前者更是对后者“家天下”的和平精神的一种积极扬弃与终极超越。因此，就二者的和平精神以及时代局限性而言，后者对前者的兼收并蓄，以及前者对后者的融入与进一步中国化具有历史必然性。

　　综上所述，笔者深信，中国传统社会里“道儒释”三教思想本质是相通的，即或有某种对抗性，也只是一时的表面现象。因为三教之间的对抗是相对性的、偶然性的，而相融则是绝对性的、必然性的，只是空间上的先后，时间上的迟早而已。这是社会和谐的需要，文化生态的需要，人类理想的需要，更是历史进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