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性寂上说人心明净，只就其『可能的』、『当然的』方面而言。至于从性觉上说来，则等同『现实的』、『已然的』一般。这是中印佛学有关心性的思想的重要区别。」[9]
　　二、「盖性寂就所知因性染位而言，而性觉错为能知果性已净。由性寂知妄染为妄染，得有离染去妄之功行。但由性觉，则误妄念为真净。极量扩充，乃愈益沉沦于染妄。」「（性寂、性觉）能所异位，功行全殊。一则革新，一则返本。」[10]
　　中国佛学的主流－－天台、华严、禅三宗，既然是立基于这种错误的「性觉说」，则其信仰价值自是不值得肯定。他曾公开宣称：「我国佛法自奘师一系中绝以来，正统沉沦，经千余载。其间虽有禅密台净之继起而盛，然于佛法精神背驰日远。」[11] 除了前述的禅、天台、华严之外，这里又加上密宗与净土宗。这是吕澄在法相大学特科开学典礼上的公开讲词。由此可见其反对我国常规佛学之主流思想的倾向，是相当明确的。
　　除了支那内学院之外，太虚法师门下对于常规中国佛学也多少曾有贬抑的倾向。虽然太虚本人的思想根柢以中国佛学为主，但是其门下则并不以中国佛学为限。其中，法舫晚年推崇南传佛法；大勇、法尊专研西藏密教。此外，当前在台湾佛学界最受瞩目的印顺，也有与太虚颇为不同的见解。
　　印顺以为佛教经过长时间的、不同地区的流传，生成了很多为适应新时代新环境而有的改变。在这些改变之中，有些是合乎佛法原理的发展，有些则是悖离佛法原理的过度适应。在印度的佛教发展史中，他重视原始佛法及初期大乘思想。在大乘佛法的空、有、如来藏三系思想中，他以为龙树的中观系与无着、世亲的瑜伽行系较为合乎佛法本义，而如来藏系的理论核心，则距离佛法较远而接近印度教思想 [12]。
　　在印顺的着述里，如来藏系思想被命名为「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的经论主张众生的生命中有「真我」；主张一切众生本来就具足如来藏、我、佛性、与自性清净心。印顺以为这是「佛德本有（本来是佛）论」，是佛法为适应印度教神学所引起的误解。这种误解，终于在印度大乘佛教后期成为一股思想界的逆流，而掩没了佛法的真实面貌 [13]。
　　基于这种认识，印顺对中国佛学也有与常规佛学界不同的看法。他以为：
　　一、 印度后期大乘佛教的真常唯心系思想，是一种偏离佛法本义的思想逆流，而中国天台、华严、禅宗等的思想则皆承继此系思想而来。因此，中国佛学的信仰价值自不如原始佛法与初期大乘佛法 [14]。
　　二、 中国佛学的特色是：理论至圆、方法至简、修证至顿。具有这种特质的佛法，信徒往往急求修行成就，推崇隐逸自修。至于对大乘菩萨道之重视布施利他 的大悲行持，以及集体修行的团队精神，往往付诸阙如 [15]。
　　如果比较印顺与吕澄的佛学看法，我们会发现这两人有若干地方是相通的 。他们对印度佛学价值有颇为接近的见解：印顺所贬抑的佛德本具论（真常唯心系），与吕澄所排斥的性觉思想颇为类似；他们都重视印度佛学而轻视中国（禅、天台、华严）佛学，都不能肯定密教的价值。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家熊十力之以常规中国佛学为思想核心所撰的「新唯识论」，都不表赞同；两人也都有专文评斥。而且，也都自承并非宗派徒裔，都认为其所有对于佛教的评断，只不过是在凸显纯正佛法的本来面目而已，并不是在弘扬某一宗派的思想。
　　倒是这两位思想家对印度佛学的正面抉择稍有不同。吕澄最肯定的瑜伽行派的思想，而印顺则以原始佛法与初期大乘思想为主要弘阐的法门。
　　三、辟斥「伪书」
　　－－对常规中国佛学之若干理论依据的评破
　　对于佛学界某些疑伪经论的揭发与辨伪，本来是学术界常有的论题。但是，现代中国佛学界对伪书的辟斥，与学术界单纯地求真的目标并不相同，他们还具有「破邪显正」的宗教实践意义。换句话说，他们指出某一部经论是伪书，不只是真相的揭发，而且也含有佛教信仰上的导引作用。
　　现代中国佛学界的伪书辟斥举措，主要目的，是在指出常规中国佛学的某些重要理论依据，实际上是出自某些不可信的伪撰，从而反显出这些中国佛学理论的缺陷与不足。民初以来，从事这类评破举动的教内人士，主要是支那内学院一系的思想家。被他们列为伪书的虽然有「楞严经」、「圆觉经」、「仁王般若经」、「占察经」、「起信论」等书，但是主要的破斥对象，则以「楞严」与「起信」二书为主。
　　在现代佛教界里，支那内学院的创办人欧阳渐，是破斥这两部书的肇始者。虽然他的老师杨仁山对这两部书的态度完全与常规中国佛教界相同而甚为推崇，但是他本人则不以为然。他的态度正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典型。他以为佛法中的真是真非必须确立，正法的宣扬绝不能含糊儱侗。对于心目中的佛门「伪说」如果放任它流传，自是未能善尽佛教徒的责任。这种宗教上的使命感，正是他起来反对这两部常规中国佛学要典的主要推动力。
　　尽管如此，欧阳渐对这两部书的反对态度，还是比较温和。以「起信论」为例，他仍然承认该书是马鸣所着，只不过以为该书立说粗疏、类似粗浅支离的小乘分别论而已 [16]。
　　除了欧阳渐本人之外，他的弟子吕澄与王恩洋也都曾撰文辟斥「楞严」与「起信」。如前所述，吕澄认为这两部书的心性思想，都是误解印度纯正佛法而成的「性觉说」。由于它们的错误导引，乃使中国佛学舍「性寂说」之正途而步入「性觉说」之歧途。因此，为了使中国佛法回到正途，他曾撰有两篇专文来评破这两部书。这两篇文章就是「楞严百伪」与「起信与禅」。
　　「楞严百伪」 [17]一文中指出，「楞严经」是一部集伪说之大成的伪经，由于「文辞纤巧、释义模棱」，因此颇与中国人的民族性相符而甚受欢迎。该书影响所及，「贤家据以解缘起，台家引以说止观，禅者援以证顿超，密宗又取以通显教」，宋明以来，不只风靡佛教界，甚至儒家辟佛都要援引此书。吕澄认为中国佛法之所以「儱侗颟顸」、「奄奄欲息」，与「楞严经」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以为「邪说不除，则正法不显。辞以辟之，亦不容已也。」这就是他愿意不惮烦琐、列举一百零一条证据以证明「楞严经」是伪经的主要动机。
　　「楞严经」是唐宋以来少数最受中国佛教徒欢迎的佛典之一。有关该经的注疏或相关着述，在各版大藏经中总共收录五十余部 [18]。在近代中国佛教界的重要弘法人物中，也大多对该经甚为推崇。其中，圆瑛、谛闲、守培、倓虚等常规佛学界名师都对该经撰有注释性的着作。即使是以改革中国佛教着名的太虚，也在年轻时即对该经至为喜好，其后也着有「楞严经研究」与「楞严经摄论」二书，且一生以该经义理为其思想宗本。此外，「楞严经」中所录的楞严咒也是中国各大寺院早课中的必诵经咒。可见这部书在常规中国佛学界及佛教界的深远影响。因此，对这部书的评破，也明显地反映出对常规中国佛教的不满与贬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