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南县

　　明治29年5月，于台南首先打开曹洞宗布教之帘的是若生国荣、芳川雄悟二师。二师抵达台南之后，即致力于县内各处斋堂的布教。其结果，很多寺院斋堂同曹洞宗缔结了本末关系。但由于台南县内寺院、斋堂特别的多，因而促成了各宗派在此有了激烈的竞争现象，其情况仅次于台北而已。芳川师首先于台南城内万福庵，创设了曹洞宗立国语学校，甲乙两班的学生有二十余名。此外，每日到大天后宫通学接受国语教授的学生也有数十多名。芳川师除了教育台湾人学习日本语之外，自己本身也认真地学习台湾话，由此可知其布教的精神。58 后来他于30年1月转任于凤山，59 同年12月1日又由此转任于基隆。60 至于若生师，后则转任于新竹。61 继他俩之后来到台南的是陆钺岩，他在30年3月赴任。62 由于他有感于推广教育，必有助于布教，尤其是对台湾人布教，学校教育事业更是不可或缺。因为他认为以台湾人的性情来看，虽一时皈依了曹洞宗，也决不是出自内心真正的皈依，只不过是为了一时的方便而已的缘故63 。为此，他在就任之后，除了照常经营万福庵内的国语学校外，同年4月5日还设一校于支局（台南寺），又于4月16日在此支局设立夜间学校。开设初期的学生，合计多达九十多名。64 但过了一年，学生就增加到156人，成为台湾有数的私立学校之一。65 此中，以台湾人为对象的夜间学校的学生人数的成长是值得我们注目的。到了32年，国语学校的学生则增加到236名，毕业生或修业生中，有被诸官厅采用为通译或书记者。又为教授日本人的官民台湾语，而于31年5月开设土语学校，由通达台湾话的冈田原龙、竹岛文伶督导三名台湾人的教员（如陆振芳、叶寿臣、邱锡三）教授之，当时学生有82名之多。除了语言学校之外，也为日本人的妇人设立裁缝学校，教导裁缝、编织、看护等，当时学生也有53名之多。66直到33年9月6日陆钺岩转任曹洞宗大学林总监，归国离台为止，辅助陆师的从僧，先后有30年到任的冈田原龙、大村佛心；67 及31年11月23日赴任的冈田原龙、竹岛文伶、大场道贤；68 及到了32年增加了岛津博岩、井上秀夫诸师。69 以上诸师在台南的布教，除了努力经营上述的学校之外，还于30年6月组织台南妇人教会，会员有267人，每月28日共修。又有31年成立的台南佛教会，会员有182人，每月15日共修。70以每月共修的方式，来培养与会者的信仰心。又为将校已下有志者，于31年6月1日，在台南卫戍医院内成立了碧岩会，共同研读《碧岩集》等禅书及支那哲学。71 又从开教的初期，因有通译王庆的协力，所以能经常拜访当地的城隍庙、岳帝庙、开隆宫、德善堂、观音亭等，为当地人作定期的说法布教。到了32年以后，也都经常在夜间，分别由冈田、大场、岛津、井上诸师到德化堂、广慈院、万福院等末寺共修并说教。72继陆师之后任支局局头的是山口县吉敷郡小郡村正福寺的住持松村道隆，他于33年11月抵达台南。随后，他在支局内成立了育英会，34年4月1日起授课，分有汉学部（日本人二十多名）、英学部（十名）。73 此外，井上秀夫师随陆师游历南清印度之后，34年3月再抵台南，独立兴办台南义塾，集该地巡查宪兵、军人及诸官衙的官吏四十余名，置有汉学、英语、数学、簿记学的科目，并聘请数名讲师，热心地教学。74嘉义方面的布教事业，始于铃木雅吉，之后是铃木雄秀。他们的布教事业，也是不离监狱布教、台湾人布教、内地人说法及土人说教。75 凤山方面，布教师芳川雄悟于30年1月，取得了龙山寺为末寺，76 并于7月30日于派出所内设立土语研究会，并从事于监狱布教、对军人开办禅学讲座。12月1日芳川雄悟转任于基隆，由平岛高董继任。芳川雄悟于32年4月归国，并从台湾携回一尊明代古铜像，9月就转任于北海道。77 金子曹岩师是平岛高董的从僧，二位除了演说说教外，时时为有志者，讲《学道用心集》、《四十二章经》及《谛观录》等，培养日本人的学佛兴趣。又设凤山曹洞语学校，教育台湾人子弟，据说成果比公立学校好。78 平岛师的任期是到 32年3月止，其继任者是佐贺县实聚寺的住持染川齐源师，从僧助员也还是金子师。染川师赴任之后，曾参访过台南县陆师的布教之后，设立了国语学校，以台湾人学龄儿童为对象；又设立夜间学校，集合公学校毕业或同等学历者，教授他们高等的国语作文、算术，傍作佛学演讲；又为各将校官吏于每周三、六午后，在布教所讲《修证义注心经》、《佛祖三经》；还开英汉讲义，教授英文、讲汉籍；也设妇人教会；军队的演说、监狱的教诲、于凤山天后宫、旧城观音亭、打狗天后宫的巡回演说，弘扬佛教等的布教活动，79 可说是不比台南少。总之曹洞宗在明治33年以前的布教活动，有语言教育（此中包含了日本语、台湾语、英语）、禅学佛学讲座（以日本人，尤其是将校为对象）、巡回通俗布教（对象是台湾人）、组织妇女会、佛教会、兴办诊所医院、军中布教、监狱说法等，可说是符合了总督府的政策。由此也可明白曹洞宗欲取得台湾当地的佛教资源，以继续开拓其在台的势力。但是如此以缔结本末关系的方式，随着时局渐趋安定有了变化，使得曹洞宗的在台布教方针不得不作调整。今根据明治41年的宗议会《宗报》第267号议案第四号教学部长新井石禅师的报告，将相关部份翻译于下：非常地想置一言叙述自台湾开教以来至今日的经过，我承认明治二十八年底着手于台湾的开教，而在二十九年、三十年几乎还是混沌的时代，宗门各布教师是非常热心地致力于布教的扩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那个时代里，台湾人既不了解日本政府的方针，又在日本人方面，也不清楚台湾人的性质，彼此事情没作沟通。特别是台湾也有无数的寺院、有庙宇、其中因为主要属于禅宗系统的寺院是占大部分，比较其它宗派，如曹洞宗、临济宗能够较早与台湾人缔结关系，且和台湾寺院结合的缘故。那是说到了今天看来，反而陷于招来不幸的结果。其理由是如众周知，在明治三十年前后，台湾的寺院或是庙中，像完成契约，说是属于曹洞宗末寺的，有一百多所左右的事实，曹洞宗像是一举席卷台湾的表象。可是像台湾人，是寺也好、庙也好，都有其主任，有其责任者，其保护者是固定的，这些人对其祖先的时代以来就附属的寺或是庙，都拥有充分的权利。那些人为了所有的制度一旦变更，台湾归属于日本占领，因为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寺院或庙，会陷于怎样的命运？认为如果这些寺院、庙藉由日本佛教僧侣的手保护的话，就没有问题的缘故。那是为图自己所持有的寺院、庙的安全，暂时附属于曹洞宗的意思。到了台湾的秩序逐渐回复，而日本政府的方针也像是决定了的情形，在总督府方面、专用怀柔政策，而致力于保护当地人的权利，欲以使当地人满足的方针，处理诸般事务的结果，使一时属于曹洞宗的寺院或庙，更希望独立而逼总督府，或向曹洞宗交涉的情形。一方面，总督府对寺院制定了制度，以至于到了不可以擅意地以彼寺作为曹洞宗寺院而收容的地步。总之认为台湾全体的寺院很多是已经与本宗结了末寺因缘，但是一朝而陷于无关系的情景。如此，另一方面，为了有特殊方便的缘故，以其为依赖的事是一种疏忽大意，宁可在无权宜之处，虽是小规模而设定用地建寺院，然后计划布教的独立。80从以上新井石禅师的视察报告，可以知道日本治台初期，台湾本土的寺庙与日本宗教团体缔结了本末关系的动机，是基于国家王朝的更替，在社会混乱中，为求保护自己的寺产，且由于台湾寺院的僧侣来自福建鼓山者，或者赴福建鼓山、怡山、黄檗受戒参学者居多数，是属于禅宗的缘故，自然与曹洞、临济两宗较易结合，尤其是曹洞宗。但实际上其动机，也不是仅限于此，其中也有的是想得到总本山恩赐的金品，81也有的藉日本佛教的保护，图谋私利而惹官司的如开元寺住持宝山常青。82 如此的本末关系，到了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且在总督府为了安抚人心，打出了保护台湾人权益的政策之后，遂告瓦解。日本佛教界欲取得当地佛教资源的美梦也随之惊醒，不得不重新评估、调整作法，尤其是有关于布教的场所，直到今日都是使用当地佛教寺庙的作法。为求布教工作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所以取得土地，建立属于自己宗门的寺院，也就成为重要的指标。可以说，从明治40年代起，曹洞宗进入了在台建寺的时期。如此情势的演变，总本山方面也有认知，为了巩固在台布教的基础，所以决定在台北、台南、台中、新竹各建一所寺院，且在兴建时也多与相当的补助。又决定从这些寺院中，选择台北的寺院作为两本山的台北别院，并由曹洞宗宗务局直接管辖之，特选具有临机应变才能的人当住持，期待专心振兴台湾各地的布教。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