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曹洞宗在台布教事业，是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佛教史的一环，在此论文中笔者主要根据曹洞宗自明治30年起所发行的《宗报》，29年发行的《台湾教报》及《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等的史料，来探讨自明治28年至昭和10年的四十年间，日本曹洞宗在台湾所从事的宗教活动。

　　四十年不算短的岁月中，从成为日本殖民地，在各地蜂起的武装抗日的社会动乱起，到被当局镇压安抚之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的演变中，曹洞宗在台布教的方针也在不断地作调整。这从明治29年的「台湾岛布教规程」，到昭和4年修订的「台湾岛布教法」即可窥知。而其布教事业，当然是自佐佐木珍龙于明治28年8月3日完成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开始，而根据其布教法规及在《宗报》上刊载的布教日志及会议记录，可以知道曹洞宗由初期吸收利用现成的台湾佛教资源，到自己开拓资源，觅地建寺，确立了以台北别院为统辖单位的统属关系所从事的弘法事业。其中，因注重兴学布教的原理，所以有从早期在各地创办国语学校，到大正6年成立的台湾佛教中学林。由于重视兴学方可布教，所以造就了不少人材。拙文就是循着上述的方向，探讨曹洞宗在台的布教事业。　　

一、前言

　　西来庵事件是日本治台时期，台湾人对日本人所作的最后且最大的武力抗争，1 它发生于大正4年（1915年）。虽称之为西来庵事件，但实际上它是这个革命事件的前半部而已。后半部发生的地方，是在礁吧哖的缘故，也被称之为礁吧哖事件。又因为主角是余清芳，所以也称之为余清芳事件。西来庵位在台南巿，事件后此庵已被夷为平地，战后原址，已为基督教的教堂。现位于台南巿正兴街的西来庵，是战后新建的。2 它原本是斋教的道场，但自称为大明慈悲国大元帅的余清芳和罗俊等，诉之于宗教的手段，以达革命的目的。因此他们以西来庵的再建，或法会为名目，暗地里进行军费及党员的募集，并令党员们喝下在神前烧的神符的灰水，而向神发誓之后，再授与护身符，也就是所谓的藉神降鸾，以诱惑大众的方式。不过此事件的计划，由于事前泄露风声的缘故，不致酿成重大事变。虽然一些相关人物被检举遭收押，但主角余清芳脱逃至礁吧哖投靠江定，终于诱发山村农民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所谓的礁吧哖事件。

　　此事件爆发的背景，是因自明治44年（1911 ）至大正3年（1914）的数年间，经常有所谓六十年台风侵袭台湾，对甘蔗的生产带来很大的灾害；大正4年（1915），又发生了虫害，米价的暴涨，使得礁吧哖一带的蔗农更加穷困了。由于礁吧哖即今台南县玉井，不适合种稻，故政府鼓励种甘蔗，其甘蔗由台南制糖工厂收购。关于收购的价格，在礁吧哖以外的地方，可以用耕作稻米为要求，故甘蔗价格可随米价而调整，这对不能拥有相同比照的礁吧哖地区的人来说，无非是制糖公司对他们的一种榨取。还有1910年至1914年的林野调查，当时民有地有九十七万三千七百三十六甲，但能得到所有权的，只有五万六千九百六十一甲，占民有地的6% ，其余94%全被没收为官有地。此外税收的繁重，奴化教育都使得住于该地的人，产生极大的不满。生活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之下的人们是容易被激发，挺身而出参与叛乱的。何况余清芳逃到礁吧哖所依靠的江定，是位很得当地百姓信赖的人物。

　　关于江定的为人，依警察当局的记录云：「江定为人豪阔而属匪类中有知识者。他在领台后即被推为区长，后因林杞埔事件（1912 ）逃入山中，参加抗日游击队，带着妻子和部下潜伏礁吧哖山中数年，村人不但没报警，还补给粮食。在礁 吧哖一带的(下文中有日文部份，需有细明体才可阅读)住民来说，江定是位抗日英雄。」时余清芳以其为副将，兴起以武力袭击官厅的举动。此叛乱长达一个多月，在最后的决战即大正4年8月3日礁吧哖支厅南庄派出所的包围战中，猬集千五百人左右的住民直接参与战斗。时参加叛乱的村落，是现在的南化、玉井、甲仙、楠西、左镇、内门、新化，但为此事件的中心地，而且造成很多人牺牲的是南化庄（南化、中坑、菁埔寮、竹头崎、北寮、西阿里关、西大丘园）。依1975年乡公所的调查，当时的牺牲者即被军队、警察杀害的住民、刑死、服狱的，计有六百八十八名（当时人口推定为四千人左右），可以说是相当惨烈的抗日事件，不过事件的实质，可说是为抗议土地被收夺的农民暴动事件。

　　事件发生时的总督是安东贞美，时值当局正筹备「始政二十周年纪念」的庆祝事宜，故对事件前甫上任的安东总督而言，如何处理该事件，就成为重要的课题。由于该事件与在家佛教即斋教有密切的关系，故安东总督不待事件结束，就从10月至翌年3月，实施全台湾旧有的宗教调查。3 此次调查系专依台湾之旧惯宗教而行，但此次的调查由于准备欠周详，故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故宗教调查在大正5年3月之后，还连续作了二次全台的调查公报。首次是在大正5年4月起，以一年为期。

　　此次的调查，是委托各地方厅的公学校教员及警察等，但因「调查事项的取舍，记述的粗细等无统一故」；于6年9月开始，进行第二次的调查。此次调查于7年初完成，为改善上次的缺陷，印制了「关于宗教调查的记载范例」，分发给各地方厅，令各厅负责宗教事务的职员，承担此调查的工作。他们再将「调查报告书」及「寺庙台帐」寄回社寺课，其册数之多达有13间，由于明治45年来台，执掌蕃人教化、宗教调查等的事务。大正7年1月任台湾总督府编修官兼翻译官（《南瀛佛教》12之2，页28，昭和9年2月1日）的丸井圭次郎等加以整理，于8年3月历经近四年的岁月，第一卷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也就是第一回的宗教调查报告问世了。此卷的内容，是依台湾的旧惯及与宗教有关的事物。原本计划，继几个月内完成以神道佛教及基督教为主的第二卷，但遗憾的是终究未能问世。4虽是如此，总督府基于政策上的需要，遂于大正7年6月将地方课内关于社寺事项的单位（自明治34年11月至大正7年6月），提升为隶属于地方部的社寺课，进而于大正8年6月，改属于内务局社寺课，而首任社寺课课长的是当时负责汇整寺庙台帐，宗教调查报告的丸井圭次郎。丸井氏担任此职，直至大正13年12月因总督府官制改正的缘故，社寺课成为内务局文教课的社寺系为止。辞去社寺课课长的丸井氏，于大正14年1月3日从基隆撘乘「备后丸」返回日本，后就职于大正大学。

　　5 丸井氏于昭和9年（1934）1月14日逝世于东京（《南瀛佛教》12之2，页28，昭和9年2月1日），享年65岁。在长达六年半的课长任内，如果要谈丸井氏的贡献，当是他在大正10年结合了台湾佛教界的精英而成立的「南瀛佛教会」，该会的会员只限于本岛人，但它却超越了内地（指日本）、本岛（指台湾）各山派及僧俗（指僧侣及斋友）的组织团体，而且它自成立以来，一直存续到战后，国民党政府迁台，中国佛教会取而代之为止，所以可以视南瀛佛教会的动态，为此一时期台湾佛教活动的标示。但是西来庵事件的发生，正是日本统治台湾将届满二十年，在此二十年中，日本佛教的各宗派，在台湾布教的成果及其影响将是如何？故本文将此南瀛佛教会的成立为分界点，来一探此会成立前后台湾佛教（当然包括日本佛教各宗派在内）的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