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有关《开教传道史》的事，尚有一事需要说明的。此事是江灿腾氏在《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日据初期台湾佛教史研究演讲录」中，谈及「李添春的看法（指佐佐木来台布教事）是摘录《曹洞宗海外开教传道史》有关「台湾」的部份资料而形成的」（页116）。此指责，我想是错误的。因为李添春在《台湾省通志稿》中所执笔的〈人民志宗教篇〉，是出版于民国45年（1956），而《开教传道史》则是昭和55年（1980）11月10日的出版物，李添春的文章是比《开教传道史》早24年发表的缘故。依笔者的浅见，日本驹泽大学毕业的李添春的〈宗教篇〉中有关曹洞宗来台传教的部份，应是根据《宗报》第一号上的记录而来。同时《开教传道史》的编辑数据，主要的也是根据《宗报》而来，这从《开教传道史》屡屡引用《宗报》也可证明。总之，佐佐木氏的这份调查报告，对曹洞宗决定来台开教传道的影响至巨，它使宗务局于明治29年（1896）2月特派遣木田韬光、足立普门、佐佐木珍龙、若生国荣、樱井大典、铃木雄秀、天时有生（《从军实历梦游谈》页100）等来台湾，经理原有的宗门寺院，及招徕怀柔及僧侣信徒等，另一方面慰问教化守备军队的将士们等的工作。又到了5月木田韬光为具申将来的经理措置回日本；6月樱井大典也因病回日本。23 因此宗务局于7月特派长田观禅、陆钺岩、芳川雄悟三位布教师来台。并且于台北设置曹洞宗务支局，任陆钺岩为教务监督，佐佐木珍龙为宗务监督，且划分全岛为三教区，令陆钺岩、佐佐木珍龙、铃木雄秀驻于台北，足立普明、长田观禅于台中，若生国荣、芳川雄悟于台南。24如此布教师的分配，在日后是稍有变化，关于这点容笔者后述。不过值此29年，各宗在台的布教如前所述（见页286），为取得原有的台湾佛教资源而相互竞争。曹洞宗虽取得天时之便，暂居优势，如艋舺龙山寺、台南开元寺、竹溪寺、法华寺、大天后宫、考寿院等与台湾原有寺院193所缔结了本末关系（《梦游谈》页100），可是这仅止于私契的关系，而且是基于社会的混乱、国家的更替，台湾原有寺院的僧侣，在无法自保的情形下，必须仰赖日本佛教的保护的缘故。如此的本末关系，是非常脆弱的。这在曹洞宗在台布教师们来说，必然是有所意识，所以曹洞宗希望总督府能制定与日本佛教一样的社寺制度（见页285），但事实上不能如曹洞宗所愿。在如此的环境之下，曹洞宗要想在台湾维持布教的优势，除了需要有充裕的资金，优秀的人材之外，确定布教的方针也就不得不尽快实施了。这也是明治29年11月20日议决，30年1月付与实施的「台湾岛布教规程」成立的背景。今将此规程，介绍于下：

　　第一条：曹洞宗两本山令特派布教师驻于台湾岛，使从事左记各项业务。

　　第一项：招徕怀柔原有宗门寺院及原有的僧侣，经纪统理之。

　　第二项：开谕化导原有宗门寺院的檀家信徒，使沾被于皇化，沐浴于教泽。

　　第三项：布教师在驻在所，禀议官衙，而设置日本国语学校，教育原有人民的子弟事。

　　第四项：慰问守备军队，一面在军队开教演法事。

　　第五项：向在台的官吏及人民布教传道事。

　　第二条：台湾岛的布教，分第一第二的二期，其第一期着手于全岛枢要的场所，第二期着手于全岛的一般区域。

　　第三条：确定着手台湾岛第一期布教的场所如左：台北、宜兰、基隆、淡水、新竹、台中、鹿港、彰化、云林、苗栗、埔里、台南、安平、嘉义、凤山、恒春、打狗、澎湖岛。

　　第四条：关于台湾岛布教规则，于曹洞宗务局另定之。25根据以上的规程，可以知道曹洞宗来台开教的目的及其工作的项目。从第一条的第一、第二两项来看，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其目的，是欲取得台湾原有的寺院资源，也就是欲确保直至目前为止与曹洞宗已缔结本末关系的寺院。而其工作项目，则有对台湾人从事语言教育弘法、传道及对日本人传教说法，还有慰问安抚士兵等。此时的台湾佛教界，其寺院殿堂大都被钉上官有家屋的标识，而如宏伟的寺庙、枢要地的堂宇，大抵被官方征用，作为守备队、宪兵屯处、兵粘部、兵粘宿舍、粮饷仓库、学校、医院、警察署所占用，寺庙伽蓝俨然成为官方的房舍。加上总督府并不着眼于日本原来的某一宗派，而是采取能有社会公益事业，如教育、慈善等具体成绩者，就与优遇的方针。26由此不难想象如上述「布教规程」的制定，实是完全配合总督府的政策方针，同时也可由此了解日后各宗在台布教，所从事的事业方向。以下依据《宗报》所载的资料，一窥曹洞宗在台布教的事业。

　　曹洞宗在台布教，是由明治29年2月派遣佐佐木珍龙等七位布教师（如页292）来台开始的。到了7月因木田韬光、樱井大典的归国，所以宗务局加派长田观禅、陆钺岩、芳川雄悟三位来台从事布教。到了三十年代，其布教配属的地域、人员、事业则如下：

　　（1）台北县

　　计有佐佐木珍龙、村上寿山、正觉慈观、竹岛文伶、铃木雄秀、原大泉、小佐野玉眼、吉见祖溪、相川得宗、久河道隆、木村元宗。以上诸师布教的地区，由现今的台北县巿到基隆、新竹、宜兰地方。此中，佐佐木、村上、相川三师的布教行脚都到过大科茨（即今桃园大溪），而村上师于30年8月，设布教所于大科茨观音寺，之后，增派相川师前来辅助。27 至于台北县巿方面，他们布教的据点是艋舺龙山寺、西门街、大稻埕慈圣宫、北投、士林街慈诚宫、锡口街慈佑宫、枋簝广济宫、海山口慈佑宫、枋桥妈祖宫、沪尾港（淡水）龙山寺、淡水港、三角涌（三峡）、水返脚（汐止）、桃仔园（桃园）、和尚州（芦州）、龟仑岭（桃园龟山乡）、大龙峒保安宫、八芝兰（士林）妈祖宫、关渡庄关渡宫等。28 布教的对象，大都是本岛人，而当时担任翻译者先后有：悦修、普义（福州僧）二师及黄时周、陈金福。除了常规的布教外，举办法会如盂兰盆会、施饿鬼会，以慰抚因基隆、台北间五肚庄工程的殉难者及卷入叛乱事件的牺牲者之灵。还有对内地人开讲禅学，举行葬仪。29 关于教育、慈善事业方面则有29年6月1日于艋舺新兴宫创立的私立日本语学校。此学校于30年4月移至龙山寺。30 明治30年4月30日在新兴宫设立慈惠医院，佐木为院主，森拳石为院长。31 其医院的规则如下：

　　一、本院以慈惠为主，有因赤贫无法就医治疗，而领有曹洞宗布教师或事务员的证明书者，可与治疗施药。

　　二、持有警察官宪兵官、各宗布教师及士商公会证明的患者，可与施医治疗。

　　三、在本院看到赤贫的患者，病情紧急而无法取得证明者，直接与以治疗施药。

　　四、虽自称贫民但衣着很有品位之辈，决不可免费施与治疗给药。

　　五、依时宜没持有证明书，但能缴纳药价的半额的患者得符合其愿望，给与治疗施药。32依如上规则，可知此医院施医治疗的对象，是无本岛人内地人或宗派所属之分，而是依贫困无依者。又从其开业以来至7月三个月间患者的病名是：梅毒、么赖利亚（疟疾）、脚气、赤痢、肠胃加答儿33 来看，多属环境卫生恶劣的疾病，这也是布教师欲从事卫生教育的因素。

　　除了上述二项事业之外，佐佐木珍龙呼吁各宗派布教师协力，于29年10月14日取得台北县厅建设的许可，在31年12月18日举行落成典礼的共同墓地及葬仪堂，34 解决了内地人身后安置的问题。他又与各宗派布教师共同发起成立台北感化保护院，其结果是于31年3月1日起，假台北县太加蚋堡艋舺八甲街曹洞宗末寺复元堂加以整修后成立。当时其免囚者，计有内地人十名，本岛人十七名、十六岁未满者三名。每逢星期日，由各宗派轮流派遣布教师前来说教。35 佐佐木珍龙在台布教的事业，尚有他所发起的护国山台湾寺的建立。从〈护国山台湾寺创立喜舍金劝募的趣意〉一文来看，当时曹洞宗在台湾已设有数十个布教所，二十余名布教师在各地活跃。单是台北巿的末寺就有四十余所，皈依的本地僧侣也有二十余名，信徒超过二万，而曹洞宗在台却无一个根本道场。有感于此，他获得两本山之许可后，即奔走于资金的募集。募款的对象，包括了本岛和内地的信众及寺院。36 其热衷的态度，可从其出身的北海道后志国寿都郡港新荣町龙洞院的住持麒岳洞麟和尚于6月往生，在大众期盼之下，他请假归国处理其荼昆仪式之后，8月就再回台湾，执掌建寺事业37 可知。其一生从军布教的生涯，可从其著作《征军实历梦游谈》38 窥知。介绍完佐佐木珍龙在台北的布教事业之后，接着来看当时属台北县厅之下的基隆、宜兰、新竹有多少布教的成果。开启基隆布教事业之页的是铃木雄秀。铃木于明治30年7月26日赴任，39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