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曹洞宗的佐佐木珍龙随南进军，于明治28年5月18日入台之后，奉两本山宗务局之命，随从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视察台湾之便，调查了台湾的宗教。他从瘴烟毒雾之中，于该年8月3日完成了调查，并在12月中归国复命前，向宗务局提出了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影响日后曹洞宗对台布教计划至巨，但容笔者后述。在此先来看曹洞宗议会议员于明治29年11月20日提出讨论议决，30 年1月正式实施的「台湾岛布教案」议决的理由。兹将其理由的内容翻译如下：依据佐佐木珍龙视察复命的书类及调查陈述其它的凭证，台湾全岛的人民大概是为佛教的信徒，而其多数的寺院属我曹洞宗，其僧侣传承佛祖正传的法脉，礼佛诵经亦不见多大径庭之处，但至于其布教传道之事，已是荒废至极……。台湾岛整体的现况，我政化日尚浅，而未充洽民心且百般施设今方属筹划中。是故关于宗教事即如社寺的制度，未就经理之绪。依此，如本宗寺院特派布教师与寺院管理者之间，也缔结本末统属誓约的寺院虽多达七十余所，但也仅止于相互的私约，未能获得官厅的公证，进而不能获得支配其寺院及僧侣的权限。何况于其檀家信徒，连一个统属归著者也没有，呈现混沌未剖之观。今如令特派布教师等，向总督府禀议制定社寺制度，总督府亦将着手筹划之。然而真言、净土、日莲及真宗东西两派等各各特派为数颇多的布教师，加上交付相当的布教资金，不分昼夜致力布教，特别是如真宗东西两派，投下无限的资金，大大有所策划。而真宗东西两派及真言净土日莲等宗派于布教上的方针，亦与我宗的方针大同而少异。然而依我宗于台湾布教，比佛教各宗先着手，其成果的一部份亦不是没比佛教各宗稍微优势之处，以是或有一部份自然地成为竞争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宗的台湾布教，作为新版图的事业，不啻有非常困难之处，又其它亦有难言的困难。往后的发展，实需要非常的忍耐勤勉和众多的资金，这是无庸多论的。（页13～14）13

　　又《宗报》第三号「论说」台湾布教中云：我帝国于武力既得台湾，然实际未镇抚，相继而来的军队冲突，是为感情的冲突……。至于其宗教，彼此无特别差异，均沐浴于世尊一味的法恩者。施设得其宜，镇抚不失其当的话，于其军队将相继而起的冲突，容易地可以调停。感情的冲突既调停，军队的冲突奏其功，全岛与我本州岛亦无异。而为此所关的政化，固虽大，宗教给与的作用亦非不大。台湾这地方虽有少数的耶稣教徒，领有枢要之地，至于一般人民的思想，悉皆佛教的信徒而处于土僧教化之下。以其同一佛教，化其同一佛教徒，使皇恩洽于边陬之地，此岂非佛教徒之一大任务也。况同岛的佛教，十之八九是奉佛祖正传之宗者，而与我曹洞宗是处于颇有密切的关系。……我宗于该岛布教，有此好的地位也。然各宗的锐意努力，决不能使我宗独安此好的地位，加上台湾总督府采取，只要尽力于土人教化，不问其宗派为何，都使其继续占有寺院的方针。台湾之地正使佛教各宗演其教化的生存竞争，进行其优胜劣败。我宗今有所踌躇，此将功亏一篑也，不可不本末（本山与末寺）协同，大尽此事，此本山之希望，亦该为末派之舆论。（页4）14又《台湾教报》第一号、社说「对台湾布教策私见」中云：惟我大日本帝国的宗教，可说以神佛二教为限，何者神道，以神圣历史为国体之经，佛教是以王法佛法无二的妙法为国体之纬。彼普天之下无国土无国王之一神教，永不合我国体妆v教。至于现今热心从事于台湾布教的日本宗教家，给与量力的保护，不正是日本政府宜采取的对台政策的一部份吗？况乎在来的寺院庙宫等，其住僧大都逃亡而有日极颓废之观。新政厚德的日本政府而若嘱此荒芜荏苒，使附战痕弥缝，对我台地的人民，毕竟惹起恶感是无庸待言，我辈布教方面正视察事实。尔政府该如何保护，此有二。其一曰：尽可能不将宗教家与军事政治相提并论，而得应用使用丈量的土地；其二曰：原有的殿堂等建筑物，悉将之分与宗教家，附属于其寺院的财产什具，并如旧下附。如此本国派遣的宗教家得以安全地弘道，土民感化的成果自然能举。（页7）15

　　由以上四种资料可窥知，明治28年、29年之间，台湾社会的混乱。在这混乱的时局里，台湾在地的寺院有自动与曹洞宗缔结本末的关系，企盼得到日本佛教的保护者有七十多所寺院。也有许多是呈现无住僧的真空状态。值此时，总督府除了一面用武力镇压，一面也考虑到以宗教----尤其是佛教来镇抚人心，这从当时桦山总督对从军布教师所说的：「日本的佛教家来台湾抱持想要弘扬自己的宗旨，扩展自己的佛教的观念是不可以的。……今当治理此岛，无论如何宗教是必要的，关于这一点，是决不可说想要弘扬我宗的宗旨，扩大我佛教，以我所说的国家观念，请日本佛教家尽力。」（《从军实历梦游谈》页97）可以窥知。但实际上各宗派的从军布教师却视台湾为一块可以发展的新天地，所以互相竞争，欲取得在地佛教资产的意图相当明显。不过在此生存竞争的时代里，各宗派所投下的人力财力也相当可观，同时为达到预期的效果，各宗派似也制定了在台布的规则及经费的供应。此时在台有布教活动的宗派，则有曹洞、真言、净土、日莲及真宗东西本愿寺派。此中，曹洞宗的在台布教，比较其它宗派，有捷足先登之势，同时所获得的在地佛教资源亦较他宗丰富。但因总督府的宗教政策，是采自由放任而非偏袒曹洞宗或某一宗派的缘故，曹洞宗的从军布教师深感居安得思危。因此，为了维持上述的优势，曹洞宗在台的布教师，不论其人数或布教计划都较他宗略胜一筹。这从净土宗的武田兴仁所传述的日本诸宗派在台开教的情况，就可知道。今将其文译述如下：此时在台湾最大的日本佛教宗派是曹洞宗，已有十余名的布教师活跃着，可预想还会再增加五、六名。又布教、教育的态势也确立了，也计划着建设日本式的大寺院，更企划着发行《台湾教报》的杂志。在真宗本派八名的巡教师，分别于台南、台中、台北活跃着。在台南主要是从事于教育事业，台中是以军队布教为主，台北是以原地人布教为主。真言宗是以日本人布教为主，三名布教师分别于台中、台北，致力于布教。日莲宗三名布教师在台中，预定新派遣二名到台北。神道也设艋舺学校，实施日台两语的教育。16以上武田氏之文，当是发表于明治29年年底之前。因为武田兴仁是在明治29年6月抵台的，17 又该文中提及曹洞宗企划发行《台湾教报》，而此《台湾教报》第一号，就是大日本台湾佛教会，于明治29年11月25日发行的新日本《教报》第一号。这从其「发刊之趣意」中云「命台湾教报云、之发刊」可以得到证明。由武田氏之文看来，当时在台湾最大的日本佛教团体，当属曹洞宗无疑。之外有净土真宗、真言宗、日莲宗。但实际上除了武田氏所列举的诸宗派外，应还有净土宗及临济宗。18 当然随着岁月，在日本的其它佛教宗派，也陆续传入台湾，这从江木生氏的〈内地佛江木生氏前揭文作29年8月。同上会报三之二，大正14年3月。江灿腾氏于「日据初期台湾佛教史研究演讲录」中，谈及：「本来丸井负责的宗教调查工作，在大正八年提出《报告书》后，应暂时告一段落了。但在大正六年五月，也就是调查第二次进度末期，他被任命为总督府内务局新成立的「社寺课」课长，并一直担任至大正十三年（1924）此一机构被裁撤，丸井辞职回日本为止。」（《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页122，南天书局，1996年3月）依江氏的说法，内务局社寺课是成立于大正六年五月，丸井氏于此时就任课长之职（此说也出现于《二十世纪台湾佛教的转型与发展》页18，净心文教基金会，1995年4月）。但所依据史料为何？不得而知。或许是依《南瀛佛教会会报》第二卷第六号（大正13年12月23日）「丸井会长辞任」中谈及的「大正六年五月就任社寺课长」一语吧！不过根据《台湾大年表》大正8年5月1日现在文武职员表的话，丸井圭次郎是为地方部社寺课长；而大正9年10月1日现在文武职员表的话，丸井氏是为内务局社寺课长。至于蔡氏的说法，系依台湾总督府编《台湾总督府事务成绩提要》。18 明治二八年六月外征士卒慰问使台湾渡林彦明从军兵慰问、法语、追吊、病院患者慰问开教计划同年一○月佐藤大道、桥本定幢渡。准备段阶经同二十九年六月赴任仲谷德念、武田兴仁。事实上，台湾开教始（《净土宗海外开教》页31）。临济宗妙心寺派本宗湾传来明治二十九年、细野南岳师台北渡来，同三十年同师请渡来足利天应师以嚆矢（江木生〈佛教各宗台湾传来变迁及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