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987年召开了汉族地区重点寺院管理工作座谈会，制定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试行办法》和《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在海内外佛教界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7)1990年召开藏传佛教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了落实政策、活佛转世、藏传佛教自身建设等问题，并向党政领导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8)1990年在云南西双版纳召开上座部佛教工作会议，分析云南上座部佛教工作的形势，就上座部佛教工作具体政策性问题提出了意见，对上座部佛教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

　　(9)1992年在上海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形成了会议纪要，把培养佛教人才的工作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方针和一系列措施，发起建立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开拓了佛教教育事业的新局面。

　　(10)1993年召开了第六届全国佛教代表会议，系统总结了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工作成就和基本经验，深刻分析了当今中国佛教迎来的大好历史机遇和面临的自身建设的严峻挑战，提出了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佛教四众素质的方针和一系列具体要求、步骤，首次把佛教自身建设归纳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阐明了这五方面建设的相互关系，进一步论证和回答了佛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能够为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重要问题。会议对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作了重要修改，首次明确中国佛教协会具有教务组织的性质和职能。全议通过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和《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等重要文件。赵朴初会长亲自主持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是当今中国佛教继承传统、适应当代、开拓未来的里程碑。

　　(11)1995年召开了六届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和省级佛教协会工作座谈会，进一步贯彻落实六届全国佛代会的精神，制定了各专门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规则和关于加强省级佛教协会组织建设的文件。

　　(12)1996年5月在无锡召开教制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研究制定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关于在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实行僧尼度牒僧籍制度的办法》、《关于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退职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征求意见稿，有力地推动了佛教教制的规范与建设。

　　(13)1997年3月召开了六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会议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为重点，重新学习了中共中央19号文件，原则通过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关于在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实行僧尼度牒僧籍制度的办法》、《关于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退职的若干规定》三个文件，为佛教自身建设起到推动的作用。

241．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佛教协会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了哪些工作?

　　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佛教协会在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解决佛教活动场所及寺院管理体制问题，维护佛教的合法权益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早在“文革”后期，赵朴初会长曾致函周总理、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负责人，要求开放急需的佛教活动场所，在周总理和领导部门支持下，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宁波天童寺、南京灵谷寺等若干寺院较早地得到修复和开放。

　　(2)1981年初，赵朴初会长亲赴闽、浙、沪、宁等地考察，提出寺院归属及管理体制问题，并有力地推动了福建泉州开元寺等一些寺院交归佛教界管理。不久，在陈云同志的关怀下，本会起草了《关于佛道教寺观管理试行办法草案》，提出“经批准开放的寺观和现有僧道居住并过宗教生活的寺观，均应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领导下，由僧道人员管理”的体制，报中央主管部门，为形成国务院【1981】178号文件作出了贡献。

　　(3)1983年初，赵会长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协调会议，代表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就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名单进行了协商，为形成国务院【1983】60号文件，作出了贡献。

　　(4)为进一步解决文物、园林等部门占用佛教寺院问题，理顺寺院管理体制，赵朴初会长多次致函中央领导，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并在全国文物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发表《关于寺观的属性、职能和归属问题》的长篇文章，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上，系统论证了寺院应由僧人管理的观点，为理顺寺院管理体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5)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赵朴初会长向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致函力争，在各级党、政领导和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直接推动了一大批寺院问题的解决，例如上海龙华寺、北京法源寺、贵阳弘福寺、苏州西园寺、寒山寺、南通狼山广教寺、扬州大明寺、西安慈恩寺、洛阳白马寺等等。特别是经过多次向中央领导反映，排除重重阻力，促进了四川大足圣寿寺、广州光孝寺、开封大相国寺、沈阳长安寺等“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242．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佛教协会协助党和政府保持宗教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做了哪些工作?

　　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佛教协会在赵朴初会长主持下，深入进行有关宗教的理论、政策、法律问题的研究，协助党和政府保持宗教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尽了自己的责任，作出了重要贡献。

　　(1)1981年初，赵朴初会长发表题为《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的重要文章，坚持宗教问题上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澄清了所谓“批判宗教神学是实现四化的前提”等“左”的理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