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淮深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甘州回鹘之事，传世史籍阙载，但根据近几十年来敦煌学学者对大量相关敦煌文献不断深入系统地整理研究的成果，现在已经可以基本廓清这一段史实。《资治通鉴》卷二五二记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八月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死，接载：“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自馀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自张议潮咸通八年入朝后即统领沙州归义军的张淮深，由于屡次向唐朝请求授予归义军节度使旌节未果，为了夺回乘唐朝乾符年间中原内乱、边防空虚而崛起的吐蕃、退浑、温末、回鹘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占领的归义军属地，以便向唐王朝邀功请赏，主动向这些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发动进攻。据学者考证为中和二年（882年）所立《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下文简称《张淮深碑》，此碑文残存于S.6161+S.6973+S.3329+S.11564+P.2762）[26]，其中记载张淮深自张议潮咸通八年入朝之后统率归义军的武功：
    靡获同迈，则秣马三危，横行六郡，屯戍塞天骄飞走，计定郊陲；斥侯绝突骑窥窬，边城缓带。兵雄陇上，守地平原，奸宄屏除，尘清一道。……心机与宫商递运，量达共智水壶圆。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悍，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劝駃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
    这篇出自沙州归义军属下文人之手的碑文[27]，对其使主张淮深的武功虽不免有夸扬过甚的谀词，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张淮深以智勇平定回鹘、吐蕃、退浑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使河西“尘清一道”的功绩。可惜的是这篇碑文记事比较笼统，我们只知上述所记大概为咸通八年至中和二年（867—882年）15年之间的史实，却难以确知其具体年代。为造于中和四年至大顺元年之间的张淮深“功德窟”——莫高窟第94窟而写的《张淮深造窟功德记》（P.3720V、S.5630，下文简称《功德记》）中则明确记载“时属有故，华土不宁”即乾符年间中原因王仙芝、黄巢起义而动乱时：
    公乃以河西襟带，戎汉交驰，谋静六蕃，以为军势。若乃湟中辑晏，劫虏失狼顾之心；渭水便桥，庶无登楼之患；军食丰泰，不忧寇。此乃公之德政，其在斯焉。加以河西异族狡杂，羌、龙、温末、退浑数十万众，驰城奉质，愿效军锋。四时通款塞之文，八节继野人之献。不劳振旅，军无〔□〕灶之徭；偃甲修戈，但有接飞之象。此乃公之威感，人皆俱瞻。
    将此《功德记》文与上引《张淮深碑》文比较后不难得出结论，二文所记当为同一时期的史实，即张淮深在乾符年间以后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保持河西地区安宁通畅。只不过《张淮深碑》作为世俗文书重在记其功，《功德记》作为佛教文书重在述其德。据学者考证作于中和四年的《张淮深变文》(P.3451)，还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中和三、四年间张淮深二平甘州回鹘的史实[28]。由于乾符年间至中和四年，张淮深为夺回被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占据的归义军属地而东征西讨，特别是由于他在中和三、四年间平定了扼河西走廊中间地带的甘州回鹘，此后一度保证了河西走廊的安宁和僻居西陲的归义军与中原唐朝的交往畅通无阻。敦煌文书中反映出自光启元年至文德元年（885—888年）之间，敦煌和内地相互派遣东来西往的使臣都顺利通过了甘州地区[29]，就表明了这一史实。
    由于张淮深在乾符年间至中和四年期间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维护河西走廊安定的功绩，此后他获得了唐朝的一系列封赏。中和四年，他被封“南阳郡开国公”爵号。文德元年，他终于获得了曾向唐朝屡次请求未果而期盼已久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旌节[30]。P.2913《张淮深墓志铭》载：“乾符之政，以功再建节旄。特建皇华，亲临紫塞，中使曰宋光庭。”正反映了这一史实。对于自己的功绩和唐朝的封赐，张淮深本人一定是颇为得意的。因此，中和二年，由他授意在节度使衙内镌立了《敕授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中和四年至大顺元年间，他又主持在莫高窟开凿了自己的“功德窟”94窟，以彰显自己的功德。对于张淮深的功绩，当时沙州归义军治下的文人们更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歌功颂德，从《张淮深变文》对张淮深二平甘州回鹘的生动描述和热情讴歌，从《敕授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张淮深造窟功德记》对张淮深文治武功极力夸颂和过度赞美中，我们都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延锷奉和》二首绝句也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只不过由于作为归义军张氏家族的一员，张延锷在诗中还更多地流露出了一种为本家族自我矜夸和对唐王朝感恩戴德之情。
    上文已根据《延锷奉和》第一首绝句所咏史实考证出此诗当作于中和四年至大顺元年之间。如果再根据上述对于第二首绝句所咏史实的分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断此诗很可能作于中和四年的次年，即光启元年（885年）。理由有三：一、诗云“五年勤苦扫风尘”，由光启元年逆推五年是乾符六年、广明元年之间，此后五年恰是张淮深为平定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东征西讨的时代，与诗中所咏史实相符。二、诗云“从此穿涉无虏骑”，据学者考证作于中和四年的《张淮深变文》中记载当年张淮深一平甘州回鹘之功奏达唐朝后，唐王朝为行封赏，“上下九使，重赍国信，远赴流沙”，再结合上述光启元年至文德元年敦煌与唐朝使臣互相顺利往来的情况，表明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后河西走廊一度安定通畅，也与诗中所咏史实正相吻合。三、从上文分析可知，《延锷奉和》诗中对唐朝授予归义军张氏“南阳郡开国公”爵号表露出强烈的感恩戴德之情，表明此诗写作时间当距唐朝对张淮深封爵后不久。据邓文宽先生研究，唐朝对张淮深封爵在中和四年[31]：又据P.3451《张淮深变文》记载，天使到达时，“日藏之首，境媚青苍，红桃初熟，九醖如江”，表明正当敦煌本地季夏。而上文已经考明，由《七绝二首并序》与《延锷奉和》、《瑭彦不揆荒芜聊申长行五言口号》共同组成的《莫高窟纪游诗》作于中春时节。因此，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便可推断：《莫高窟纪游诗》很可能写于唐朝对张淮深封爵的次年，即光启元年（885年）中春时节。
    S.4654《莫高窟纪游诗》不仅显示出作者较高的文学水平，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且反映了作者所处当时的时代风云，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另外，这一组诗与据学者考证作于张议潮起义的大中二年至咸通十二年（848—871年）之间的《敦煌廿咏》中的《三危山》、《莫高窟》一样[32]，都是现存最早吟咏莫高窟及其周围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诗歌作品，对于研究古代莫高窟的历史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值得我们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