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附论
    在本文结束之前，笔者还想顺带简略地探讨与本文所论相关的两个小问题。
    其一，上文证明，《延锷奉和》第一首绝句中“石壁题名感圣君”之句咏及莫高窟94窟归义军张氏供养人题名。如果笔者关于包括《延锷奉和》在内的《莫高窟纪游诗》创作于光启元年中春时节的考证不误的话，那么，它或可作为94窟甬道供养人题记在光启元年春季业已写成的一个证据。
    其二，《瑭彦不揆荒芜聊申长行五言口号》这首五律诗的前三联均描写出莫高窟充满灵异、吉祥的环境氛围：“宝阁下云崖，灵龛万户开。涧深流水急，林迥叶风催。香露凝空下，祥花雪际来。”尾联则表达了作为敦煌本地文士的作者氾瑭彦对当时沙州归义军执政者的祝愿：“诸公燃圣烛，荐福益三台。”诗中“燃圣烛”指在莫高窟洞窟内的佛像前燃灯，这是在莫高窟的一项常年性的佛事活动[33]。“三台”即三台星，喻指三公。《晋书•天文志》上：“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台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据荣新江先生研究，在大顺元年以前沙州归义军执政者中只有张议潮一人具有三公称号（861—867年称司空、867—872年称司徒、872年以后追赠太保）[34]。那么，氾瑭彦写于光启元年的此诗中所指位列三公者当系何人呢？笔者以为，诗中所指具有三公称号者不可能指张议潮，因为张议潮死于咸通十三年，与此诗写作之时已相距13年。此诗中所祝愿的具有三公称号者显然是指当时在位的归义军执政者，而光启元年在位的归义军执政者无疑当指张淮深。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就可以证明，光启元年张淮深业已具有三公的称号（无论是敕封还是自封），而荣新江先生关于张淮深生前没有三公称号，“司徒大概是索勋给张淮深追赠的官号”的推论[35]，或有重新修正之必要。
    （附记：此文一稿写成后，承蒙李正宇先生审阅教示，在二稿中对《莫高窟纪游诗》创作年代考论部分作了修订，谨书此以致谢忱。）
    注释：
    [1]见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1版，167页。
    [2]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6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1版，218页。
    [3]见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1版，278—279页。
    [4]参见潘重规主编《敦煌俗字谱》“希”字条，台湾石门图书公司，1978年1版，83页。
    [5]“派”字之识读，曾蒙李正宇先生教示启发，谨志此以表谢忱。
    [6]参见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第二章《氏族》第二节《敦煌名族志与家传》三《敦煌诸名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1版，54—63页；《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一《敦煌张氏》，载饶宗颐主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1版，2—10页。
    [7]见赵以武《唐代和诗演变论略》，《社科纵横》1994年4期，78页。
    [8]笔者对中晚唐和诗不和韵现象的考察，曾蒙对古代和诗作过深入研究的赵以武先生（有《唱和诗研究》待出版）答问指教，谨志此以表谢忱。
    [9]见[7]文，80—81页。
    [10]如刘禹锡《曲江春望》（《全唐诗》卷三五七，以下均出《全唐诗》，仅注明卷数）五律用去声“至志”韵，白居易《和刘郎中曲江春望见示》（卷四四九）五律用下平声“麻”韵；刘《终南秋雪》（卷三五七）用上平声“寒”韵，白《和刘郎中望终南山秋雪》（卷四四九）五律用上平声“脂之”韵；刘《题集贤阁》（卷三六○）七律用上平声“清”韵，白《和刘郎中学士题集贤阁》（卷四四九）七律用上平声“齐”韵。再如白居易《耳顺吟寄敦诗梦得》（卷四四四）用下平声“先仙”韵，刘禹锡《和乐天耳顺吟兼寄敦诗》（卷三六○）用下平声“歌戈”韵；白《早寒》（卷四四九）用上平声“魂根”韵，刘《和乐天早寒》（卷三五七）用上平声“皆”韵；白《镜换杯》（卷四四九）用上平声“支脂之”韵，刘《和乐天以镜换酒》（卷三六○）用上平声“清”韵；白《烧药不成命酒独醉》（卷四五六）用上平声“东”韵，刘《和乐天烧药不成命酒独醉》（卷三五八）用上平声“支脂之”韵，如此等等，不烦赘举。
    [11]如牛僧孺（字思黯）《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全唐诗》卷四六六）五古用“庚耕清”部二十韵，刘禹锡《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苏州》（卷三六三）用同部二十韵相和，而白居易《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苏州所寄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见示兼呈梦得》（卷四五七）则用“灰咍”部二十韵相和。
    [12]见《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引元稹《自叙》文。
    [13]见《全唐诗》卷四四五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并序》。
    [14]见[3]。
    [15]见李正宇《敦煌文学本地作者钩稽》，《敦煌文学概论》第三章第二节，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版，98页。
    [16]见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修订稿）》，《敦煌学》19辑，台湾敦煌学会，1992年，15页。
    [17]见[3]。
    [18]见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版，954—967页。
    [19]见拙作《S.4654〈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新校与初探》，载《社科纵横》1995年增刊《敦煌佛教文化研究》，30—43页。
    [20]见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1版，209页。
    [21]见《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1版，73页。
    [22]见[21]书，31页。
    [23]见邓文宽《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1版，598—614页；姜伯勤《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载《敦煌貌真赞校录并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1版，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