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汉明帝梦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长丈六，黄金色。帝乃使蔡愔取天竺国优瑱王画释迦倚像，命工人图于南宫清凉台及显节陵上。以形制古朴，未足瞻敬，阿育王像至今亦有存者可见矣。后晋明帝、卫协皆善画像，未尽其妙。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范金赋彩，动有楷模，至如安道潜思于帐内，仲若悬知其臂胛，何天机神巧也。其后，北齐曹仲达、梁朝张僧繇、唐朝吴道玄、周昉，各有损益，圣贤盻蠁，有足动人；璎珞天衣，创意各异。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斯万古不易矣。”（注：见《历代名画记》卷五。）唐张怀瓘也谈到：“顾、陆及张僧繇评者各重其一，皆为当矣。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虽妙极像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像人风骨，张亚于顾、陆也。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顾为最。比之书，则顾、陆、钟、张也。僧繇，逸少也。俱为古今独绝，岂可以品第拘。”（注：《历代名画记》卷六引自张怀瓘《画断》。）这两则记载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佛教雕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可知戴逵（安道）、戴颙（仲若）父子，开创了中国佛教雕塑民族化的道路，在陆探微的秀骨清像之后，又有张僧繇、曹仲达、吴道子、周昉四家形成楷模，长期影响到佛教造像的塑造。但是由于南朝佛教造像遗存较少，过去只能在南朝的金铜造像以及北朝龙门等地石窟造像得知戴氏造像和秀骨清像的音息。对唐代吴道子和周昉也可从同时的遗物了解其楷模。但对张僧繇的“张家样”以及曹仲达的“曹家样”的内涵究竟如何，一直是个谜。近年成都南朝石造像的发现和青州佛教造像的大量出土，为之提供了理解的线索。
　　 成都万佛寺曾先后出土南朝造像。清光绪八年（1882）首次有百余件造像出土。其中元嘉二年（425）碑刻佛经故事画浮雕， 为出土中年代最早最精美的一件，对于了解南朝经变的发展以及山水画的成就有一定价值；四川省博物馆藏茂县出土齐永明元年（483）石造像， 一面为佛结跏趺坐像，佛高肉髻，作说法印。宽博大衣，胸垂内衣结带，腹间衣纹中垂，衣裾满遮台座。另一面为佛立像，由于限于石料，下部衣纹未雕，衣著手印同前，双足踏圆台。此像一面为弥勒佛，一面为无量寿佛。从形象塑造和服饰考察，是佛像在民族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作品。（注：刘志远等《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袁曙光《《四川茂县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
　　 1995年5月，在成都市西安中路出土了一批南朝佛教造像， 保存较完整的有8尊，其中5尊有铭，4 尊有明确纪年（注：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雷玉华《成都西安路发现南朝石刻造像》，《文物天地》1997年第2期。）。永明八年铭造像下面主像为弥勒佛， 结跏趺坐于束腰方形台座上，内著僧祇支，外著双领下垂式袈裟，衣裾垂悬于座沿，手作施无畏印、与愿印；头为低肉髻，脸形长圆，高鼻大嘴，眉眼含笑；项光为莲花形。此像与永明元年铭弥勒佛像造型大体相同，代表这一时期所流行的弥勒佛样式。弥勒佛著袈裟、有肉髻且左右有胁侍的造型在我国早期弥勒造像中极罕见，衣饰已汉化，雕刻技法日臻成熟，造型、神态有民族化趋向。主像背面为弥勒菩萨交脚坐于屋形龛中，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交脚弥勒与北方同期弥勒造像形制大体相同。
　　 西安中路出土阿育王佛像，佛立于复瓣莲花台座，身体略前倾。螺状肉髻，头后有项光，著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较短，仅及膝部，衣纹细密。脸上两撇胡须使整个形象较特别。类似的阿育王佛立像在万佛寺出土造像中也有多尊，反映当时这种保持较多外来典范的立像仍为供奉的主导样式之一。
　　 梁天监三年（504）造像正面为一佛二菩萨，背面为五供养人， 另一造像正面为三佛，背面为维摩诘经变浅浮雕。这几尊造像均是褒衣博带，主像双领下垂式袈裟在胸前呈弧形纹，菩萨披巾交叉腹前，脸部清秀端庄。背面的浅雕和线刻的人物与当时南方绘画作品的风格一致，都是宽袖长裙，身材瘦长，与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同期造像相近。从这些造像仍可看到宋齐间流行艺术家陆探微所创造的秀骨清像的影响。
　　 四川省博物馆梁普通四年（523）康胜造释迦像， 主尊释迦佛立双瓣莲台上，头光作莲瓣形，褒衣博带；两侧四菩萨，其后为四弟子。龛前两侧为二力士，左托塔赤足，右持杵著靴，下有地神负莲座。像座的正面为六伎乐天。背光后部浮雕佛传故事，雕刻精细，形象较丰满。
　　
 
　　 西安中路出土梁中大通二年（530）释迦牟尼像，左右为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主像莲台有一力士、二狮子，佛的背光上有飞天，背面为佛传故事。
　　 四川省博物馆藏梁中大通五年（533）释迦立佛龛， 佛赤足立于莲台，头残，左右为四菩萨、四弟子。莲台两侧各一狮，狮旁各有小人，外侧菩萨前各一力士立于像上，龛底部一列供养人。背光残缺，背面浮雕佛传故事。下刻造像铭，铭两侧刻力士。石雕形貌衣饰严谨，雕刻精致。大同三年（537）佛立像，头残，褒衣博带， 胸前内衣结带长而下垂，肩部衣纹向两侧展开，褶叠整齐，衣袖飘垂。中大同三年（548 ）观音立像龛，观音戴宝冠，面相娟丽，联珠纹项光，赤足立于方座。两旁二菩萨二弟子，前为二力士和二狮子，座前有伎乐八人，形象各具不同气质。另有梁释迦立像龛，面相丰颐，结跏趺坐，作施无畏印、与愿印。两侧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座前有二供养人，座侧二狮子。佛头光作二同心圆，上为七佛，外侧背光刻十二伎乐。
　　 西安中路出土梁大同十一年（545）释迦多宝并坐像， 有胁侍菩萨弟子等，背面为经变故事。另外，上海博物馆藏中大同元年（546 ）慧影造释迦如来像（清同治年间江苏吴县出土），释迦半跏趺坐，螺发，面相方正，眼下视，宽袍大袖，衣裾垂台座。两旁立侍菩萨，台座前一对狮子，中博山炉，舟形背光，背光阴线刻释迦如来初转法车仑，上面刻端坐佛像，左右作听法众，余刻波浪纹。又中大通元年（529 ）僧治行等造像，佛立于莲台，后四小像。（注：四川成都出土石造像除上面所谈到的，成都市博物馆还藏有数件，现尚未正式发表，此文故不作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