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回鹘讲唱文学

杨富学

一、佛教与回鹘变文讲唱

讲、唱并用，诗、文共举，是印度文学的一大特色。古代印度的讲唱艺术相当发达，著名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都是靠口耳相传之讲唱艺术流传了多个世纪后才得以定型的。这种形式后被佛教所借用，当佛教东传流被中土时也随之传入中国，并随着佛教的流行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大众之间逐渐传开，人们欣赏这种文学形式，于是出现了用口语又说又唱或以唱代说的文学体裁。这在唐代被称作“俗讲”。用于“俗讲”的底本被称为“变文”。

至于“变文”之具体含义，学界存在着多种说法，大致可归纳为“文体变易说”、“神变故事说”、“图文说”、“改编方式说”、“应变说”等。[①] 近期，姜伯勤先生从《中观论疏》中检出“变文易体”[②] 一语，指出“变文是对经文的变易了的文体，是以变态方式宣唱经文及事缘的文本”。[③] 由于这一解释之依据出自内典，应是较为可取的。在敦煌发现的变文中，有的纯由韵文唱词构成，如《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季布咏诗》、《百鸟名》等；有的全篇用散行叙说演述故事，虽间有诗赋插入，但为数不多，而且仅作咏吟，非作歌唱之用，如《庐山远公话》、《唐太宗入冥记》、《韩擒虎话本》等，而变文的基本式样则是韵散相间，诗文结合，说说唱唱，《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双恩记》、《悉达太子因缘》等多数变文作品都是如此。

变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的应该是引录经文和说唱全经的讲经文，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佛说阿弥陀讲经文》、《盂兰盆经讲经文》等；第二阶段才开始不引经文，而只是演绎佛经故事之经文，如《降魔变文》、《破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即是如此，这类变文由于是从佛经故事中撷取出来的，故被叫做“经变”；第三阶段，才敷演出一些与佛教无关的独立作品，如《张议潮变文》、《汉将王陵变》、《伍子胥变文》等。[④] 以变文与讲唱结合，使佛典或历史故事之奥义变得通俗化、故事化和民间化，更容易为听众所接受。藉由变文讲唱的流行，佛教得以在唐五代时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⑤]

从敦煌出土的文献看，于中原地区形成的以变文、讲经文讲唱为代表的讲唱文学在高昌回鹘王国中亦有一定范围的传播。敦煌发现的高昌回鹘讲唱文学作品——S. 6551V《佛说阿弥陀讲经文》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兹节录其文如下：

但少（小）僧生逢浊世，滥处僧伦，全无学解之能，虚受人天信施。东游唐国幸（华）都，圣君赏紫，丞（承）恩特加师号。拟五台山上，松攀（攀松）竹以经行；文殊殿前，献香花而度日。欲思普化，受别中幸（华），负一锡以西来，途经数载，制三衣于沙碛，远达崐岗；亲牛头山，巡于阗国。更欲西登雪岭，亲灵[鹫]山。自嗟业障尤深，身逢病疾，遂乃远持微德，来达此方，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莫不地宽万里，境广千山，国大兵多，人强马壮。天王乃名传四海，得（德）布乾坤，卅余年国安人泰，早授诸佛之记，赖蒙贤圣加持，权称帝主人王，实乃化身菩萨。诸天公主邓林等，莫不貌夺群仙，颜如桃李，慈人玉润，既叶九[五]之宠，爰丞（承）圣主诸恩，端正无双。诸天特勤，莫不赤心奉国，中（终）孝全身，扫戎虏于山川，但劳之箭，静妖纷（氛）于紫塞。不假絣纮。遂得葛禄、药摩、异貌达但，竟来归伏，争献珠金；独西乃纳驼马，土蕃送宝送金；拔悉密则元是家生，黠戛私则本来奴婢。诸蕃部落，如雀怕鹰，责（侧）近州城，如羊见虎，实称本国，不是虚言。少（小）僧幸在释门，□敢称赞。更有诸宰相、达干、都督、敕使、萨温、梅录、庄使、地略，应是天王左右，助佐金门；官僚将相等，莫［不］外匡国界，内奉忠勤，为主为君，无词（辞）晓夜。善男善女，檀越信心，奉戒持斋，精修不倦。更有诸都统、毗尼法师、三藏法律、僧政、寺主、禅师、头陀、尼众、阿姨师等，不及一一称名，并乃戒珠朗耀，法水澄清，作人天师，为国中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