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头”，又译“钵头”或“拔豆”。循名责实，应出自西域拔豆国，盖经由龟兹等地而传入中原，而后直接启迪了北齐《兰陵王入阵曲》、《踏摇娘》等歌舞戏的产生。[68]

此种歌舞戏，剧情与表演都很简单，且流行不广，只作为百戏的一种存在。《隋书·音乐志》载：

及大业二年（606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69]

这一记载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百戏兴盛之状。至唐代，始有歌舞戏和滑稽戏。歌舞戏以歌舞为主；滑稽戏以语言为主。滑稽戏的演出以事为经，而不能被以歌舞。

至宋人杂剧，单纯讲究诙谐，与唐之滑稽剧无异，但其角色较多，布置亦稍变复杂，然仍旧不能被以歌舞，而且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但不以演事实为主，作为戏剧，是演故事情节为主，所以与戏剧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唐、宋大曲融入了大量的西域乐舞，是由乐曲、歌曲、舞曲组成的大型歌舞，只是尚未与戏剧表演结合起来。

10至11世纪流传于高昌的回鹘文戏剧《弥勒会见记》，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剧中人物，并且有演唱的曲调（吐火罗文本，每幕前都标出出场人物及演唱的曲调），已经具备了戏曲的几大要素。维吾尔民族善舞，他们将渊自印度的佛教戏剧表演学来之后，不断传播和发展，必然对中国内地歌舞戏剧的表演艺术产生了影响。这种文化艺术交流首先在中国北方最为频繁，所以中国真正的戏曲——即北方杂剧（金元杂剧），金元时期在北方就已经产生了。中国的戏曲在经由宋官本戏、金院本、诸宫调等多种形式的尝试与发展、改进后，至宋元之交（约13世纪初）逐步趋于成熟。起初的戏剧形式较为粗糙简单，作者多是一些民间艺人，至元初关汉卿（约1225～约1302年）开始，文人之作大盛，奠定了中国戏曲的基础。

元杂剧由宋大曲、诸宫调等的叙事体，一变而为代言体，树立了戏曲的独立规模；它所用的曲子，有大曲，法曲，诸宫调，有词，以及“胡夷里巷”的流行曲，并加以改造，在音乐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使之能够满足戏剧表现的不同情节以及塑造不同人物性格的多重需要。因而，王国维说，元杂剧有两大进步，一是乐曲上的进步，二是由叙事体变为代言体。“此二者的进步，一属形式，一属材质，二者兼备，而后我中国之真戏曲出焉。”[70]

戏曲以曲调为主，宾白为辅。故事情节都须靠曲子唱出来。从中国音乐史上看，龟兹、高昌、疏勒等西域音乐对中国音乐贡献最大，大曲、法曲、词牌、曲调中都有大量西域音乐的成分，尤其是龟兹乐舞的影响最为显著。并且，乐曲是确立戏曲的基本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从这方面来说，中国戏剧也深受包括回鹘戏剧在内的西域文化的影响。

三、讲唱对后世维吾尔民间文学的影响

上文的论述表明，兴起于印度的讲唱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由印度流入中土，促进了唐代讲唱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及汉文佛教文献看，这种讲、唱并用，诗、文共举的文学形式在古代回鹘人中已有所流传。

这种文学形式不仅在唐宋时代有所流行，而且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管是在汉族还是在维吾尔族中，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据统计，仅在汉族中存在的以讲唱结合为主的曲艺类型即达四五百种之多，依其特点，可分为以说书为主的评书类型、以唱为主的弹唱类型、以朗诵为主的快板类型和以对话为主的相声类型。其特点都是散韵结合。讲唱文学也直接影响到我国古代小说创作，如我国著名的四大古典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与《红楼梦》——采用的散韵结合形式即为明显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