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对照，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一点是，回鹘文本似乎要比汉文原典简化了不少。此外，二者的不同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文本采用的是对话形式，但在回鹘文本中一律被改为陈述式；其二，在汉文本中，善友太子依次看到的是农耕→纺织→屠杀动物→网鸟捕鱼，在回鹘文本中，改变为农耕→网鸟捕鱼→纺织→屠杀动物；汉文本在首尾均点明其中的善友太子是今释迦牟尼的前生，恶友则为提婆达多的前世，但回鹘文本予以省略（回鹘文本尾残，但根据其它例证，我们可以推定，尾部不会有这种交代性的文字）；其三，回鹘文在情节上也有很多变异，如汉文本中有善友太子为救穷苦百姓，求国王开国库，“以五百大象负载珍宝”的情节，但回鹘文本中却未提及此五百大象。值得注意的是，《贤愚经》之相关情节即不提此“五百大象，负载珍宝之事”。汉文本称当恶友刺瞎善友双目夺宝而去时，树神将真相告诉了善友，但回鹘文本却将树神换成了一位仙人；汉文本讲果园主曾告诉善友如何看守果园，而回鹘文本却称是善友太子告诉果园主如何看守果园等。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以常理度之，应与其所依底本不同有关。日本学者藤枝晃认为，敦煌出土的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其实译自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收藏的讲经文——《双恩记》。[18] 《双恩记》，亦即《大方便佛报恩经讲经文》，编号为Ф. 96，写本内容包括相应于《大方便佛报恩经·序品》和《恶友品》。[19] 据考，该文献“大致可以看作十世纪初的作品”。[20] 而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写本，依其语言与字体特征，结合写本出土于莫高窟藏经洞等因素，大致可以认定，其形成时代亦当在10世纪前半。[21] 关于二者的关系，荣新江先生曾作过如下论述：

在P. 3509册子本的叶边，写有一些回鹘文的人名或杂记，其中两次提到Küsän Čor，意为“龟兹的啜”，表明该写本是来自西州回鹘的一些人在敦煌译写的。虽然藤枝晃的比定尚待仔细验证，但该写本回鹘文正字法十分不统一，反映了作为民俗佛教文学作品受口语影响较大的特点。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所增减，因此某些细节对应不上，这是可以理解的。[22]

这一发现看起来简单，但对证明回鹘文说唱文学的存在及其与敦煌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不过，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早期的回鹘文译经少有严格意义上的译作，一般都是摘译与编译，至于内容的增减，更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学作品大多都是编译，如编号为Mainz 131（T II Y37）的《佛传》、编号为U 977 + U 979 (T III 84-59及U 1047 (T III B TV 51-d）的《兔王本生》便是；此外还有少量的摘译本，如著名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及童话故事集《五卷书》之回鹘文本都是如此，另有一些则明显地增加了相关内容，如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回鹘文《折叱王的故事》，主体内容出自《无明罗刹集》卷上，但同时又增加了一些不见于经文而似乎与印度婆罗门教有关的情节；[23] 其二，笔者将《双恩记》写卷与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进行了对比，发现回鹘文本线索的简洁与《双恩记》接近，但内容上仍有不同。所以，我认为，诚如荣新江先生所言，藤枝晃的说法有必要进一步坐实。如果说《善恶两王子的故事》的翻译曾参考过《双恩记》，似乎更可行一些。

回鹘之讲唱文学，除了《善恶两王子的故事》外，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出土的回鹘语韵文体《观音经相应譬喻谭》。

该文献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 8212-75A。写本共15页，346行，其结构特点为押头韵的四行诗形式，内容是古代回鹘僧众对《观音经》的解说。[24] 但其中又穿插有散文，如：

今此以后说相应义∷ amtï munda-ta ïnaru bu sudur ärdini-ning相应tigmä bir nom töz-ingä yarašï avdan nomuγ tanuq tartïp söz-lägülük käz-ig ol: amtï anï söz-läyü birälim qop süz-ük kird-günč köngül-in äšidz-ün-lar tïnglaz-un-lar∷[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