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弥勒会见记》中还可以看出有大量独白、对白、旁白等人物语言，亦可证实该文献决非一般意义的写经或佛经故事。[28]

那么是不是就因此可以确定该文献的剧本性质呢？对此，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它应是一部讲唱文学作品，[29] 也更有的释之为“看图讲故事”。[30] 最近，耿世民先生改变原来的“原始剧本说”，认为该文献应为讲唱文学，“倾向于说它是戏剧的雏形”。[31] 若就名称而言，差异似乎很大，但若细究起来，其实各说之间并不矛盾。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变文、戏剧与讲唱文体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此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无须笔者饶舌。任半塘先生认为，变文和戏剧之“代言与叙述虽不同，在演故事及唱白兼用之两点则相同。”[32] 唐文标则称变文作品大半是以脚本方式出现的，“它的流变由单纯讲唱到有背景，已渐进戏剧的形式了。”[33] 其说法虽各有偏重，但无疑都揭橥了三者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周育德先生更进一步指出：

我们不妨把唐末五代流传下来的那些俗讲底本“变文”式的说唱本称作“准剧本”。它们在本质上是属于叙述体的说唱曲本，但这种曲本提供了舞台戏剧表演的可能性，可作戏剧表演的根据。它相当于后世戏曲表演的“总纲”、“总讲”或“幕表”。它体现了叙事讲唱文学和戏曲文学的双重品格，是由说唱向戏曲过渡的桥梁。[34]

也就是说，变文讲唱之底本若用于舞台表演，即可成为戏剧。敦煌写本S. 1344《鸠摩罗什法师通韵》可为此说提供有力的证据：

或作吴地而唱经，复似婆罗门而诵咒。世人不识此义，将成戏剧为（佚）情。为此轻笑之心，故沉轮（沦）于五趣。[35]

这一记载亦揭橥了讲唱与戏剧之间的密切关系。戏曲剧本包含了诗歌、小说、戏剧等多种部类，其演出融唱、念、做、打、舞于一体，达到艺术性、音乐性、舞蹈性与戏剧性的统一。

如前文所言，变文讲唱文学形成于唐代，但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就没有以说、唱为代表的文学形式存在，如以讲唱为主的印度梵剧早就形成了，而且也早已为国人所知。[36] 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58云：

尔时释童摩尼娄陀，闻是语已，诣向释王婆提唎迦所。于是释王婆提唎迦从宫而出，在那吒迦（随云以歌说古事）音乐之会，观看而坐。[37]

其中的那吒迦，即梵语Nātaka的音译，意为“剧本”、“戏剧”。译者阇那崛多为其加注云“以歌说古事”，表明戏剧之演出，既有音乐，又有说唱。《旧唐书》顾况本传载：“其《赠柳宜城》辞句，率多‘戏剧’文体，皆此类也。”[38] 说明“戏剧”一词是由来已久的。因说唱在表达上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需要的情况下，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诸伎百戏扮演出来，就会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德国突厥学泰斗葛玛丽在论及《弥勒会见记》之表演特色时，曾作过这样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