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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与北齐造像的成就与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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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天监二年(503)(寻国王)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 并献方物,诏授安南将军扶南王。……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普通元年(520)、中大通二年(530)、大同元年(535)累遣使献方物。 五年复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昙宝随使往迎之。……及大同中,出旧塔舍利,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于轮奂焉。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繇运手,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
   ……槃槃国元嘉、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梁中大通元年(529)、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画塔, 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后遣使送菩提国舍利及画塔图,并菩提树叶、詹糖等香。
   丹丹国中大通三年(531)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画塔二躯, 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大同元年(535)复遣使献金、琉璃、 杂宝、香药等物。”
   以上这些记载多少透露了一些海南诸国佛教造像传入的信息。)。北齐多数造像面相丰颐,衣纹疏简,服薄贴体,整体平润光洁,与面部宁静安祥的表情和谐一致。从光洁的肌体或平滑的衣裾,似乎都能感觉到筋肉的轻微起伏变化。润泽的体面与舒缓下垂的线条,使形象在疏简平淡中流露出内在的气质。形象虽没有大的动态,却仍然可以体察到内在的活力,在自然而写实的手法中,使人物形象更具现实感。这种疏洁淳润的风格使北齐雕刻艺术独具一格,而明洁感人。
   北齐雕塑的这种变化,显然与北周在造像上面型渐趋丰腴、衣纹渐趋简洁是相适应的。这一方面说明不同地区在相同时间的某些共同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政治上的分割,并不能阻止艺术上相互影响。北朝的这种变革和相互影响,与南朝当时在艺术风格上的某些变化,有密切联系。梁朝“张家样”在雕塑和绘画上的变革,也应该看成是南北艺术在相同条件下的发展趋势。这种变化既有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与人民欣赏趣味给予艺术家的影响。艺术家的独特风格、地区的特色、时代的风貌,交织地形成了艺术上丰富多彩的成就。
   北齐雕塑风格的形成,有前代艺术的影响,也有地区交流的因素,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艺术家的创造。一个时代风格的出现不只是某一个艺术家的贡献,但是某些杰出的艺术家可能起到过很大的作用,而具有代表性。
   因此,谈到北齐风格不能不联想到当时有影响的艺术家。在佛教造像方面闻名于时的首推曹仲达。唐张彦远说:“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僧彦悰也说他“外国佛像,亡竞于时”。把这时佛教雕塑的风格与曹仲达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曹仲达来自中亚曹国,张彦远和僧彦悰特地把他所画佛像称之为“梵像”、或“外国佛像”,以区别于前代的“张家样”和以后的“吴(道子)家样”。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论曹吴体法》中谈到“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形象地说明“曹家样”的特点是“其体稠叠”、“衣服紧窄”、“曹衣出水”。实际上这种“其体稠叠、衣服紧窄”的西域样式,早在4 世纪前就沿着丝绸之路逐步在向内地传播,这从传世的犍陀罗石佛、克什米尔出土的石佛、图木舒克出土木雕立佛、吐鲁番出土泥塑立佛以及炳灵寺169窟的泥塑立佛, 可以看到在此之前已经在不断受到这种样式的影响。但是,这种样式在各个时期都受到地方的、民族的因素的改造,且在中原地区还未形成为塑造的主流。且不一定都有“出水”的感觉,而到北齐衣薄贴体,如出自水中的感觉才明显,始形成为具有影响的时代样式,而成为佛教造像的四大楷模之一。其实北齐曹仲达所以能使“外国佛像”成为受欢迎的“曹家样”,也正是因为他所画的“梵像”不完全是照搬外来样式,而是适应中原地区的具体审美影响并有自己的创造,才有比美于后来“吴带当风”的“曹衣出水”美誉。从前面所提到的北齐遗留下来的一些造像,也可以看到这种风格所以受到高度评价不是偶然的。《历代名画记•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中提到曹仲达师于袁(昂),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曹仲达在融汇中国传统上所作的努力。在唐代造像中最具有这种特点的是天龙山的作品,显然与最常见的北齐风格又有一定的发展,也就是宋代郭若虚所理解的曹家样。这种曹家样不只是衣薄贴体,如出水中,而且是衣纹稠密,纹理的变化既表现了服饰的质地,也表现了肌体的起伏变化。从天龙山的大量的曹衣出水式的造像,深切地感受到曹家样对于现实人的美(精神的与形体的)的描绘,远远超过了对虚幻的佛性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