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天监二年（503）（寻国王）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 并献方物，诏授安南将军扶南王。……俗事天神，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普通元年（520）、中大通二年（530）、大同元年（535）累遣使献方物。 五年复遣使献生犀。又言其国有佛发长一丈二尺，诏遣沙门释昙宝随使往迎之。……及大同中，出旧塔舍利，敕市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于轮奂焉。其图、诸经变并吴人张繇运手，繇丹青之工，一时冠绝。
　　 ……槃槃国元嘉、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梁中大通元年（529）、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画塔， 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后遣使送菩提国舍利及画塔图，并菩提树叶、詹糖等香。
　　 丹丹国中大通三年（531）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画塔二躯， 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大同元年（535）复遣使献金、琉璃、 杂宝、香药等物。”
　　 以上这些记载多少透露了一些海南诸国佛教造像传入的信息。）。北齐多数造像面相丰颐，衣纹疏简，服薄贴体，整体平润光洁，与面部宁静安祥的表情和谐一致。从光洁的肌体或平滑的衣裾，似乎都能感觉到筋肉的轻微起伏变化。润泽的体面与舒缓下垂的线条，使形象在疏简平淡中流露出内在的气质。形象虽没有大的动态，却仍然可以体察到内在的活力，在自然而写实的手法中，使人物形象更具现实感。这种疏洁淳润的风格使北齐雕刻艺术独具一格，而明洁感人。
　　 北齐雕塑的这种变化，显然与北周在造像上面型渐趋丰腴、衣纹渐趋简洁是相适应的。这一方面说明不同地区在相同时间的某些共同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政治上的分割，并不能阻止艺术上相互影响。北朝的这种变革和相互影响，与南朝当时在艺术风格上的某些变化，有密切联系。梁朝“张家样”在雕塑和绘画上的变革，也应该看成是南北艺术在相同条件下的发展趋势。这种变化既有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与人民欣赏趣味给予艺术家的影响。艺术家的独特风格、地区的特色、时代的风貌，交织地形成了艺术上丰富多彩的成就。
　　 北齐雕塑风格的形成，有前代艺术的影响，也有地区交流的因素，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艺术家的创造。一个时代风格的出现不只是某一个艺术家的贡献，但是某些杰出的艺术家可能起到过很大的作用，而具有代表性。
　　 因此，谈到北齐风格不能不联想到当时有影响的艺术家。在佛教造像方面闻名于时的首推曹仲达。唐张彦远说：“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僧彦悰也说他“外国佛像，亡竞于时”。把这时佛教雕塑的风格与曹仲达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曹仲达来自中亚曹国，张彦远和僧彦悰特地把他所画佛像称之为“梵像”、或“外国佛像”，以区别于前代的“张家样”和以后的“吴（道子）家样”。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论曹吴体法》中谈到“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形象地说明“曹家样”的特点是“其体稠叠”、“衣服紧窄”、“曹衣出水”。实际上这种“其体稠叠、衣服紧窄”的西域样式，早在4 世纪前就沿着丝绸之路逐步在向内地传播，这从传世的犍陀罗石佛、克什米尔出土的石佛、图木舒克出土木雕立佛、吐鲁番出土泥塑立佛以及炳灵寺169窟的泥塑立佛， 可以看到在此之前已经在不断受到这种样式的影响。但是，这种样式在各个时期都受到地方的、民族的因素的改造，且在中原地区还未形成为塑造的主流。且不一定都有“出水”的感觉，而到北齐衣薄贴体，如出自水中的感觉才明显，始形成为具有影响的时代样式，而成为佛教造像的四大楷模之一。其实北齐曹仲达所以能使“外国佛像”成为受欢迎的“曹家样”，也正是因为他所画的“梵像”不完全是照搬外来样式，而是适应中原地区的具体审美影响并有自己的创造，才有比美于后来“吴带当风”的“曹衣出水”美誉。从前面所提到的北齐遗留下来的一些造像，也可以看到这种风格所以受到高度评价不是偶然的。《历代名画记•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中提到曹仲达师于袁（昂），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曹仲达在融汇中国传统上所作的努力。在唐代造像中最具有这种特点的是天龙山的作品，显然与最常见的北齐风格又有一定的发展，也就是宋代郭若虚所理解的曹家样。这种曹家样不只是衣薄贴体，如出水中，而且是衣纹稠密，纹理的变化既表现了服饰的质地，也表现了肌体的起伏变化。从天龙山的大量的曹衣出水式的造像，深切地感受到曹家样对于现实人的美（精神的与形体的）的描绘，远远超过了对虚幻的佛性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