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白鱼白，身长仅一寸。
　　 海滨暮霭浓，远处鸭声鸣。
　　 辛崎古松暗，更比花朦胧。
　　 静寂古池畔，蛙入水有声。
　　 俯身仔细看，坦根芨花开。
　　 水落地出时，秋菊已挺姿。
　　 又如：
　　 古老一池塘，
　　 一蛙跳在水中央。
　　 扑通一声响！
　　 那是一种凝神冥思的产物，还是凝神冥思的写照？说不清，也许两者都是。“扑通一声响”，这是谁都会说的一句话，谈不上什么“诗意”，为何它竟如此出名，远播海外，东西方诗论界皆谈其妙呢？原因就在于它用尽量浅近的语言告诉了人们不可言传的禅意，其功用与现代派艺术的化腐朽为神奇一样，其逻辑与“鸡生铁蛋”，“鲤鱼上树”，或是“野老拈花万国春”异曲同工，也就是中国南禅宗里所谓“德山棒”、“临济喝”，完全是为了“惊醒”你的懵懂和不开窍。而并非为了一般的欣赏，也不去揭示什么人生哲理，因为按禅意解，说出的都是有限的，唯瞬间顿悟，才能由一物而知天下，由小事而识大理。所以中国画论中有如此说：“对盆一拳，亦即度知五岳”（注：汤贻芬：《画鉴析览》。），“先观天真，次观笔意，相对忘笔墨之迹，方为得趣”（注：汤垕：《画鉴•画论》。）。俳句中还有一类颇似现代派、朦胧派诗式的句子。如松尾芭蕉的“困惫客宿时，藤花暗凋零”。又如下面这首常被人引用的诗：
　　 某种不知名的
　　 树叶
　　 粘在蘑菇上。
　　 雨蛙
　　 骑在香蕉的叶上
　　 摇摆。
　　 走在冬天的雨中
　　 伞
　　 将我推回。
　　 黄昏雨
　　 芭蕉叶
　　 最先知。
　　 这类诗与现代派诗歌表面上看如出一辙，句与句之间往往都是断开的，语意似不连贯。但俳句是从禅机中得到启发后，从非理性中悟出理性，现代派诗则是将理性世界非理性化，由此而强调自我的别一种存在。虽二者都讲究“悟”，但悟的归结点完全不同。另外，比较中日双方带有禅味或禅意的诗，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人禅诗比日本禅诗在语言上更明确地点出了“禅理”、“禅意”，有时竟直接用佛语入诗。如皎然的“夜夜池上观，禅心坐月边。虚无色可取，皎洁意难转。若向空心了，长如影正圆”，“古寺寒山上，远钟扬好风。声余月树动，响尽霜天空。永夜一禅子，冷然心境中”。王维的“寒云法空地，秋色净居天。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苏轼的“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等等。这些诗虽是禅与诗的结合，尽量从诗境中见出禅。但禅的本意就是“不立文字”，“明心见性”，不见禅味倒反而蕴蓄着禅意和诗趣。在中国古典诗中真正算得上含有禅味、禅意的诗，倒反不是那种弄口头禅的句子，而是另一类虽无一字禅语，却处处可见禅趣的作品。而这类诗与上述日本的俳句极为相似，大概也是日本禅诗作者最为崇敬的楷模。总之，禅意在日本文化中居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它涉及面广，渗透至各个领域，即使在日本民俗文化中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诚如乔治•先森在其所著《日本文化简史》中所言：“禅宗对日本的影响极为微妙而广泛，所以它成为日本文化精髓的极致。它如此深入于日本人的思想、情操、美术、文学和习惯之中，以至于使许多人为了写日本精神史上这一最难而又最有魅力的一章而不辞辛劳。”
　　 　　三、从禅意效应的异同看中日文化传播之特征
　　 “禅意”在历史上对中日两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禅意由禅院而走向社会，深刻地作用于中日两国的世俗生活及其文人艺术的创作。但禅对中国士大夫文化心态的塑造比之日本更丰富，也更细腻和精致。它往往渗透于中国士阶层的心灵深处。一方面是坚信“吾道一以贯之”、“仁者爱人”的原则；一方面又十分懂得“守雌”、“贵柔”，“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生活艺术（注：见《老子》第二十二章。）。于是，也就有了所谓诸葛亮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那种在两难中委屈求全的生存态（注：诸葛亮：《前出师表》。），有了白居易、苏轼等人所言之“未成小隐成中隐”的“吏非吏，隐非隐”的矛盾统一。因此，中国禅意的升华无论就人而言，还是从文人的诗文、书画艺术看都是趋于高雅一路的。人是“超然自行，高揖而退”，艺术是“倾得书，意转深”，所以“得其妙者，事事皆然”（注：刘熙载：《艺概•书概》。）。而在日本，不唯文人，即使是武将和粗俗的芸芸众生似乎也或多或少地染着些许禅的意味，而它对艺术的影响也远远越出了文人范畴，而致放大至民间艺术和生活习俗之中。但从总的来看，又不如中国的精巧、蕴藉、含蓄委婉。可谓普遍有余而精巧不足。这样的异同当然与中日文化的生成、发展以及与外来文化的传播的特征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文化有着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背景和演化史。这是因为日本实乃“儒家文化圈”中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直至今日“儒家资本主义”的势力依旧相当大。当然，除日本外，还有朝鲜和越南也同样如此。然而，日本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变异文化。笔者所言之“变异文化”是相对中国这样具有超稳定系统的本土文化而言。日本式的变异文化一方面特别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经几代人的努力和消化后，便能自然而然地溶入自己的民族文化中，而且涉及面极广。朝野上下，雅俗人士，各得其益，如从奈良时代起，日本文化就大量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佛学中的不少东西。平安时代，除佛学外，中国六朝、大唐的文学、史学又源源不断地涌向大和民族。五山时代，汉文学与禅宗同时渗透东洋，江户时代，儒家学说已根深蒂固，中国宋代的理学在日本广泛传播，直至近代，日本维新时，仍受到三代之学和程朱理学的影响。如日本著名学者横井小楠就力图从“唐虞三代”之治中来寻求变革之途，同时又将“思”作为“格物”之根本，认为“所谓格物，则穷天下之理，即思之用”（注：参见（日）源了圆《横井小楠和三代之学》，《哲学研究》1990年“中国哲学史研究”专辑。）。另方面日本的变异文化，基本上是拿外来文化的基因进行传播和改造的，其选择性极强，选择的指向至少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