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种种奇迹当是其神通所致。而灵坦一出家即随荷泽神会，是他的嫡传弟子，也就是慧能的再传，故灵坦的神通别无其它来路，是为顿禅所固有。若此，则与三密所致亦可谓殊途同归。就此，太虚大师解道：
　　 禅宗得此位之圆悟，或己由行证工夫而当在观行位之上也。开此圆解而起圆修，自与无此圆解之支支节节等修行永别。所谓圆人用法，无法不圆，始一茎草，作丈六金身，至此位即可据佛位行佛事，故曰即身成佛。
　　 就此也可归纳为“依诸法实相身而大彻悟曰即身成佛（注：太虚：《论即身成佛》，载《密宗思想论集》，第154、156页。）”。当然太虚是从佛教判教圆义的立场上说的，但由此亦可见禅、密二宗异曲同工之一斑。
　　 对“见性成佛”的认识，是建立在佛性或法性对众生的意义有着相同理解的基础上。就密宗而言，大日如来作为法身佛，为万物众生之本体。而禅宗深受《楞伽经》和《大乘起信论》等真常佛性说的影响，具有与密宗相似的本体观。人之本性源於法身本体，“譬如其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王於江海中将身引此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蒙润，诸水众流，却入大海，海纳众水，合为一体”。（注：《坛经》，郭朋校释本，第54页。）玄觉的《证道歌》更是说得明白：“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此歌之作有的学者认为是“盖玄觉一见慧能而心机一转，抛却从前之智解也”，（注：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思想史》第三编第五章，第158 页。）即《证道歌》确是宗旨慧能的。但诸如“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等观念同样也可做实施三密的根由。由此可见，虽然禅密二家对本体如何的见解有所不同，但对人的生身与本体上存在的那种联系却有着上述相同的肯定。
　　 上述的那种一致不仅为“见性成佛”，同时也为“即事而真”的理念提供了基础。对密宗来说，事相即是真相，现象即是理体。即事而真，肉身才可以通过三密加持而成佛。此是众所周知的密宗通理。其实禅宗也是主张这个道理的，如马祖道一就主“随处任真”，云：“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菩提道果，亦复如是。”（注：《祖堂集》卷十四《江西马祖》。）《临济义玄语录》亦云：“随处作主，立处皆真。”所谓平常心即道的说法，也是凭着这个理念产生的。
　　 其次，禅密双方对语言的功用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可以说是相反相成。语言文字是思想的载体，理的载体，同样也是法性的载体，故密宗认为文字符号能代表着它们，象征着菩萨、佛、乃至大日如来法身，法性等等也就可从语言文字处来。阇那崛多所译《观察诸法行经》卷二《先世勤相应品第二》云：
　　 为众生说法，得十六字门所出陀罗尼。何者是彼十六种陀罗尼？所谓阿字不生义故；波字最胜义故；遮字四实义故；那字知名色生义故；陀字调伏义故；沙字超过着义故；迦字不失业报义故；娑字诸法平等义故；伽字甚深义故；他字势力义故；阇字超过生老死义故；车字断烦恼无余义故；蹉字高出义故；诧字住义故；嗏字老化边地弥黎车义故（原注：梵本亦少一字）善家子，此是得十六字所出陀罗尼，名得陀罗尼。
　　 如上所述，所谓陀罗尼，甚至是曼陀罗都是广义的语言符号。按密宗教义，它们是大日如来所说的甚深密法，具有无比的神力。所以“佛告文殊师利：一切诸法入於字母及陀罗尼文”。（注：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卷上《字母品第十四》。）又如鸠摩罗什所译《佛说华手经》卷十《法门品第三十四》云：
　　 如来以语言文字分别解说坚意，阿字门入一切法。以阿字门分别诸法，先入阿字门，然后余字次第相续。是故言从阿字边变出诸字，从诸字边会成诸句，以诸句故能成诸义，是故如来说阿字门入一切坚意。
　　 此则是进一步把语言文字的生成力上溯到原始的发音“阿”，并最后把“阿”字看作是大日如来的“体”，即“所谓阿字者，一切真言心，从此遍流出，无量诸真言……由彼本初字，遍在增加字；众字以成音，支体由是生，故此遍一切，身生种种德”。（注：《大日经》卷五《阿阇梨真实智品第十六》。）这种上溯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人的语言文字是有界限的，而元始之音作为语言的母体就有无限的生成力，它在生成语言的时候也就生成了本体和万物（注：也有的学者指出，四瑜伽法之二的“离戏瑜伽，以一切语言文字，均为戏论，若似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见陈道沛《基督教与佛教》，宗教文化学会1973年版，第133页。）。此也即所谓“‘阿’字者， 即言生处”（注：阇那崛多译：《大威德陀罗尼经》卷十三。）也。
　　 禅宗则是以另一角度来看待语言文字与本体的关系。禅宗自“达摩西来，不立文字，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注：（宋）陆庵：《祖庭事苑》卷八。）众所周知，这是禅宗的宗旨。然其所以不立文字，当是其认识到，语言文字既然作为思想的载体，对人来说，语言的界限也就成了思想的界限。人的语言既然有限，人的思想认识也就是有限的了，故不能领会本体佛性无限之真谛。於是，“以文句为支离”，（注：（明）宋濂：《金华安化院记》，载《芝园前集》卷七。）禅宗的公案禅谶就是这种思想下的产物，实质上也是企图用最广义的语言符号形式，包括拈花微笑棒打呵喝，来突破一般语言的局限，以认知本体。其中，以慧寂等为着的沩仰宗用所谓“九十七种圆相”的符号来表示教理，更是和陀罗尼相差无几。此即是所谓“如来有意传妙道，力持至德，万劫而遥付法印，一念而顿授法身”。（注：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载《全唐文》卷二三一。）印顺法师就此解说道：“‘意传妙道’就是‘心传’。在‘密意’开发，‘顿入法界’的过程中，有师长的加持力（‘力持至德’），好像师长将自己心中的证觉内容，投入弟子心中一样。这是语言以外的‘心传’。”（注：印顺：《中国禅宗史》第八章，台中广益印书局1971年版，第386、387页。）故就此亦可以说：“大手印之与禅宗，其相同之点，约为十之七八，”（注：刘锐之：《诸家大手印比较研究》，载《密宗仪轨与图式》，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第327页。）由此可见，禅、 密二家都看到了语言符号的功能以及一般语言的局限，虽然他们在认识语言的思路上有着差异，但对语言问题的共同强调，却是其他佛宗所远远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