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先生将洞山的悟道分为三个步骤，从不懂、似懂到最后真懂，这一说法是有点问题的。可能在理解上出了偏差。原文如下：
　　 他日因供养云岩真次，僧问：先师道只这是，莫便是否？师曰：是。曰：意旨如何？师曰：当时几错会先师意。
　　 云岩最初说法时洞山肯定是不懂的，但说他涉水见影时只是似懂而已恐怕就不对了，洞山悟道之偈是在他涉水见影后做的，后来又以此偈意做《宝镜三昧歌》，传于曹山，表明洞山并不以为当时只是似懂。洞山所说几错会先师意之“当时”恐怕指的不是涉水悟道之时，而是最初未悟之“当时”。所谓僧问“先师道只这是，莫便是否”，不能理解成“‘即遮个是’是否指遗像（真）而言”。其意应是“先师道‘只这是’，是否正确”。因为云岩所说的“这个”肯定不是指他自己的遗像，一是当时二人对话时并无遗像，二是洞山当时的问话是“和尚百年后，有人问：你还能画出和尚的真容否？我该如何回答”，问题的关键不是云岩的真容（真法）如何，而是洞山是否能画出（得其真法），洞山最为关心的也是这个，因而云岩所答的“只这是”绝非是说只有“遗像才代表本人，才是‘遮个’”。如果说云岩的原意就是只有他的遗像才代表他本人，那么意味着他的真法洞山是无法得到的，表明他对洞山完全失去了信心，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吕先生还认为这一故事体现了青原一系“即事而真”的精神。水中影是共相，是理；遗像是自相，是事，理只有通过自相（事）才能相传，“即遮个是”既有共相义，也有自相义，是理事互见的，而这正是“即事而真”的真意。
　　 吕先生的分析甚为精严，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一故事主要说明的是本体与影像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探讨共相与别相（自相）的关系。水中影和遗像都是外相，不是本体，都是宾，不是主，都是他，不是我。不是说洞山从发现一般影像（水中影）的似懂进至认识个别事相（自相，遗像）的真懂的发展过程，而是说洞山从形与影的关系认识到了自我与影像的关系，从而理解了云岩“只这是”的真意。水中影并非一般的水中倒影，而是洞山的影像，洞山理解了自己与自己的影子的关系，也就了知了云岩与其影像（真）的关系。
　　 杜继文先生对洞山悟道的经过和传法偈语有新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将此和云岩的“今世作这个相貌中，失去人身最苦”思想结合了起来：这里的“我”，相当“人身”（一般性理），“影”譬如“这个相貌”（事相）。昙晟侧重说明，“这个相貌”背离了“人身”，因而个别事相与一般性理是对立的；良价“大省”的结果是，“影”（渠）正是“我”的造作，只要认识到这种造作不过是我的幻影，那么“我”就会从幻影中醒悟，还归为“我”，可以恢复“人身”。于是个别与一般得到了统一：从世间说，“这个相貌”是一般理性的假象，而假象也是反映本质的；从出世间说，认识到“这个相貌”只是一种假象，就是把握了本质，实现了与一般理性的契合（注：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杜继文强调的是自我（一般性理）与影像（个别事相）的关系，以为自我的迷失与复归即是迷与悟。同样讲理事，吕先生以形（自我，本体）为事（自相），以影为理（共相）；杜继文以形（人身，自我）为理（一般性理），以影（这个相貌，渠）为事（个别事相）。
　　 综合诸说，可知云岩所说“只这是”与南泉北兰之说无异，意为我相即是先师真，我与先师，何曾有别？尔既见我，何必再问先师？若连我也不识，如何得见先师？《祖堂集》作“但向他道，只这个汉是”更为明白，表明云岩欲令洞山直下承当，更无疑惑，识得自性是佛，我即如来，更不别求。
　　 洞山当时迟疑，是未明云岩之意。他不知云岩所说“这个”指的是洞山自己，还以为云岩是夫子自道，是说只有云岩本人才是自己的真像，不可外求相貌。洞山当时只知云岩的“这个”是，不明自己的“这个”也是，殊不知云岩的“这个”只是洞山的“那个”，己事未明，心存犹疑，没能理解云岩的真正意图是让他自己承当，故后来称“当时几错会先师意”。
　　 因此，所谓“这个”指的是“我”，即自我，自性，本心，“这个”具足一切，“这个”本来是佛，识得“这个”，更无别求。用理事不二来解释本体与外相、自我与影像的关系会遇到不小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难点是何为理，何为事。吕先生认为曹洞宗的特点是“即事而真”，在个别的事上体会出理来，如此则作为自相的“这个”、“我”为事，作为共相的影像、外相为理，“即事而真”即“即遮个是”。这种分类是符合一般的思维规律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其外相和影像确实是经过人们的认识得到的一般的抽象的性理。但是一将理事与本末结合起来，问题就出现了。
　　 吕先生认为，“曹洞主张由事上见理，这是由本末上讲，事是末，理是本”（注：吕徵：《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7页。）。既然事是末，理是本，那么在形与影、本体与外相、 自我与影像的关系的解释上 就会出现颠倒。本体、自我、形应当是本，外相、影像、影子应当是末，后者是前者派生出来的，是依附于前者的，而不是相反。若由事入理，舍末求本，就变成了洞山所激烈反对的“从他觅”，这显然是不符合曹洞宗旨的。
　　 杜继文可能发现了这一问题，改为以“我”为一般性理，以“影”为个别事相，如此消除了本末颠倒的偏差，但又陷入了与思维规律相背的迷惑。“我”和“人身”都是具体的存在，怎么成了一般性理？“影”和“这个相貌”属于共相，是人类认识的结果，怎么成了个别事相？
　　 因此与本末联系在一起的理事难以解释洞山所悟之道，以“触目是道”和“即事而真”来作为划分南岳青原二系的标准也是难以成立的。即便可以用“即事而真”来解释“即遮个是”，也是南岳马祖一系的传统法门，和青原石头一系关系不大。
　　 既然用理事解释不妥，那么如何解释合适呢？其实洞山本人已经做出了回答。在传法偈及《宝镜三昧歌》中，洞山强调的是体用、宾主、偏正、君臣，以此表明形与影、自我与影像的主从关系。
　　 洞山临水睹影，始知“这个”便是“我”，自己至尊至贵，本来具足，诸佛不能过，千圣不能移，识是“这个”，自开自家宝藏，受用不尽，何须外觅。于是发出“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的感慨，认为越是外觅，越是求索，就离道愈远，越得不到。关键是了知自我，明白我即是佛，与我亲者则是正道，与我疏者即是歧路，这正是马祖一系重视佛性如来藏思想，强调开自家宝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