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慧双开”与“由定发慧”
　　 按照传统的说法，“定慧双开”是慧思佛学思想的一大特色。慧思的这一思想，不仅为智凱和天台宗所继承，成为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基本宗风，而且还对当时及后世的整个中国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高僧道宣（公元596-667年）曾评论说：
　　 自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注：《续高僧传》卷十七《慧思传》，《大正藏》卷50第563页下—564页上。）
　　 这种传统的说法，大致说来，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我们知道，在南北朝时期，我国佛学界存在着不同的学风。从总体上来看，南方佛学更重视对佛教经论的讲说和对佛教义理的探究，而对具体的禅修实践相对轻忽，也就是重慧学而轻定学；北方佛学则更重视禅定的修习和造像等佛教功德的积累，而相对轻忽对佛教义理的探讨，即重定学而轻慧学。这就是所谓的“南义北禅”。近来虽有学者对“南义北禅”的说法提出疑问，但征之以智凱的著述，常可见到“北方暗证禅师”和“南方文字论师”的说法，这表明当时的南北学风确实存在着如是的差异。与当时的“北方暗证禅师”和“南方文字论师”相较，“定慧双开”可谓是慧思学风的重要特点。在《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中，慧思曾言：“禅智方便般若母，巧慧方便以为父，禅智般若无著慧，和合共生如来子”（注：《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卷上，《大正藏》卷46第630页中。）。
　　 不过，若作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发现，慧思所提倡的“定慧双开”，实际上走的是“由定发慧”的路子。在《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中，慧思亟言禅定之重要，他征引多种佛教经论力陈“般若诸慧皆从禅定生”义，谓：
　　 如《禅定论》中说：三乘一切智慧皆从禅生。《般若论》中亦有此语：般若从禅生，汝无所知，而生疑惑。……复次，《般若波罗蜜光明释论》中说：……言如来一切智慧及大光明、大神通力，皆在禅定中得。……何以故？但使发心欲坐禅者，虽未得禅定，已胜十方一切论师，何况得禅定！（注：《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卷上，《大正藏》卷46第629页上、中。）
　　 由此可见，在慧思看来，定与慧虽须双修，但二者的地位并不是等量齐观的。慧思强调“三乘一切智慧皆从禅生”，只有在禅定中亲身体证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因此，必须走“由定发慧”的路子，禅定乃是智慧的根本。
　　 慧思的这种思想倾向，也可以从慧思与智凱的思想差异中得到证明。据较为可靠的早期有关佛教史传的记载，慧思对智凱的评价是“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注：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正藏》卷50第192页上。），并说：“此吾之义儿，恨其定力少耳”（注：《续高僧传》卷十七《智凱传》，《大正藏》卷50第564页中。）。智凱虽然从慧思证得了法华三昧，于定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以“禅师”名闻于陈、隋之世，但在他的老师慧思看来，智凱仍是长于慧学，于禅定则有所不足。这一点，智凱本人也承认，他晚年在《训知事人》中曾言：“同学照禅师（注：照禅师即僧照，在大苏山与智凱同学于慧思，后随慧思南下衡岳。慧思入灭后，与大善（史称善公）同领南岳僧众。隋时，曾应晋王杨广之请入住扬州慧日道场。），于南岳众中，苦行禅定，最为第一。”（注：灌顶《国清百录》卷一，《大正藏》卷46第799页上。）这种差异，正反映了慧思与智凱师徒之间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之处。二人虽然都主张“定慧双开”、“止观并重”，但是细究起来，慧思更强调“由定发慧”，尚存有北方禅师以定为本的色彩。
　　 与慧思相较，智凱则试图把“南义北禅”的不同学风更加圆融地统会成为统一的整体。当然，智凱的思想也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在智凱较早期的著述《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中，尚可清晰地看到其受慧思“因定发慧”思想影响的痕迹，如他说：
　　 欲断烦恼，非禅不智，从禅发慧，能断结使。无定之慧，如风中灯。欲知法门，当知一切功德、智慧，并在禅中。如《摩诃衍论》云：若诸佛成道，起转法车仑，入般涅槃，所有种种功德，悉在禅中。（注：《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一上，《大正藏》卷46第476页下。）
　　 不过，在较后来的《小止观》中，当论及止与观、定与慧的关系时，智凱即已开始跳出“由定发慧”、以定为本的路子，而是强调“止观双修”、“定慧力等”，他指出：
　　 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故经云：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狂、愚之过，虽小不同，邪见轮转，盖无差别。若不均等，此则行乖圆备，何能疾登极果？（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大正藏》卷46第462页中。）
　　 《小止观》中的这段话，常为人们所引用。严格说来，这还不是智凱对止与观、定与慧关系的最究竟的看法。依照代表智凱成熟时期的“圆顿止观”学说，止与观、定与慧实际上是“不二”的。智凱指出：
　　 非禅不慧，非慧不禅。禅、慧不二，不二而二。分门别说，作定、慧二解。（注：《观音玄义》卷上，《大正藏》卷34第882页上。）
　　 这就是说，止与观、定与慧并非两种不同的修行方法，而是同一种修行方法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止与观、定与慧本来是“不二”的，只是为了便于人们理解，才沿袭传统的说法，“分门别说，作定、慧二解”。实际上“言定即有慧，言慧即有定”（注：《观音义疏》卷下，《大正藏》卷34第931页上。），既没有脱离慧的定，也没有脱离定的慧，定与慧、止与观是内在的同体统一。在《摩诃止观》中，智凱讲到止与观自相会通时说：
　　 止、观自相会者，止亦名观，亦名不止；观亦名止，亦名不观。（注：《摩诃止观》卷三上，《大正藏》卷46第22页下。）
　　 可见，在智凱所谓的“圆顿止观”中，止与观、定与慧是自相会通、圆融无碍的，是“不二而二，二而不二”的圆融统一。这样，智凱就把止与观、定与慧由传统佛教的“二法”改造成“不二法”。不难看出，在智凱这里，所谓“定慧并重”、“止观双修”，并不是简单地主张定与慧、止与观这两种修行方法的外在的平等并重，而是强调定与慧、止与观的内在的圆融互具。在他看来，脱离了慧的所谓“定”就根本不能称为“定”；同样地，脱离了定的所谓“慧”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慧”。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任何把定与慧、止与观割裂开来的思想倾向，牢牢地树立起“定慧并重”、“止观双修”的佛教实践原则，为天台宗风的确立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